开篇就是登高临远，凭栏眺望，展现出抒情主人公的高大形象。句中隐括了《史记》描写荆轲辞燕入秦、义无反顾一节的若干文辞。荆轲在饯筵上和筑声而歌，初为“变徵”（调名，宜悲歌）之声，唱《易水歌》，“复为羽声（亦调名，宜抒激情）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发尽上指冠”这一精彩文句，陶诗曾化为“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咏荆轲》）二句，有所发挥；此处则凝为“怒发冲冠”四字，益见精策，掷地有声。有人还指出，连“潇潇雨歇”一语，亦神似易水之歌（见《七颂堂词绎》），写疾风暴雨，既壮勇士之行色，又可借以暗示曾经存亡危急的时局，有双重妙用。句下还隐约以虎狼之秦喻金邦，也是恰切的。史载荆轲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有誓死之心却无必胜的把握。而岳飞劲旅北上，实有决胜信念。“潇潇雨歇”的“歇”字，似乎意味金人嚣焰既煞，中兴转机将至。可以说，起首三句便奠定了全词气吞骄虏的基调。

紧接着，词的音情发为高亢：“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啸”，乃魏晋名士用以抒发难以言宣的复杂情感的一种口技，“长啸”为“啸”之一体。“长啸”而“仰天”，就与独坐幽篁中弹琴者的长啸大为不同，那啸声必然响遏行云，如数部鼓吹，非如此不足表“壮怀”之“激烈”。而抬头仰天的动作，又给人以一种暂得扬眉吐气、解恨开怀之感（如李白之“仰天大笑出门去”）。对于古人，君父于臣子均可譬之“天”，仰天长啸，抒发的无非是一腔忠义之情，这已遥起下文“臣之情”三字。古人珍惜盛年，以“立功”为不朽之一，而作者却将“三十功名”视同尘土，则其壮怀在于国家之中兴、民族之奋起欤！（按，或以为岳飞并不讳言功名，“尘与土”谓风尘奔波，以照应下文“云和月”，亦通。）为光复国土，岳家军昼夜星霜，驰骋千里，浴血奋战，屡挫敌锋。“三十功名”与“八千里路”两句，一横一纵，兼写壮怀壮举，概括性极强，形象性悉称。“尘与土”与“云和月”天然成对，妙合无垠。

到这里，字里行间全是破虏雪耻、只争朝夕之意，于是作者信手拈来古乐府警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长歌行》）化入词中，及时努力之意与抗金事业联系，便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可谓与古为新。无怪陈廷焯称赏“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二语“当为千古箴铭”（《白雨斋词话》）。

上片歇拍充满一种责任感、紧迫感，过片不断曲意，直书国耻，声调就转为悲愤了。公元1127年，金人南下掳徽钦二宗及皇室宗族多人北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乱，为有宋一代的奇耻大辱。当时，“靖康耻”岂但“犹未雪”，肉食者中无意雪者亦大有人在，故主战的英雄不得不痛切地大声疾呼：“臣子恨，何时灭！”这里的“臣子”二字，当痛下眼看，须知对于囚在北地的“二圣”，高宗赵构亦在臣子之列。因而，过片四句无异乎“夫差，尔忘越王杀尔父乎”那样沉痛直切的呼告，使人联想到作者在《南京上高宗书略》中的慷慨陈词：“乘二圣蒙尘未久，虏穴未固之际，亲帅六军，迤逦北渡。则天威所临，将帅一心，士卒作气，中原之地，指期可复。”

“贺兰山”在今宁夏境内，与当时金邦黄龙府方位大相径庭。但既是诗词语言，便不可拘泥解会。盖以“贺兰山”代敌我相争之地，唐诗已习见，如“贺兰山下阵如云”（王维《老将行》）、“一时齐保贺兰山”（卢汝弼《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宋人更以代指敌方根据地，如北宋姚嗣宗诗云：“踏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即以代指西夏，宋末汪元量诗云：“厉鬼终须灭贺兰”，又代指元蒙。此词则以“贺兰”代指金邦。说到破敌，悲愤之情遂化作复仇的激烈言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饥餐渴饮”的熟语与“食肉寝皮”的意念熔铸一联，切齿之声纸上可闻，这便是作者在别处说的：“嗣当激励士卒，功期再战，北逾沙漠，蹀血虏廷，尽屠夷种”（《五岳祠盟记》），如实反映了惨遭凌暴的宋人对于女真统治者的特殊民族仇恨，声可裂石。又由于“壮志”、“笑谈”等语，造成“为君谈笑静胡沙”式的轻快语调，惬心贵当。

复仇亦非终极目的，杀敌乃为“还我河山”。词的结尾即以此深自期许：“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山河破碎，故须“收拾”，使金瓯完固，方能勒石纪功，班师奏凯。决胜的气概镇住全词，与发端的力量悉敌，非如椽之笔，难以到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