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常常有读者误以为我是一个白须飘飘的老者。待知道我还这么年轻，生命长远，有人甚至会在网上向我大喊，“嘿，年轻人，把多年来我对一位老人的尊重还给我。”我不能详尽人们误以为我是老人的原因，我想恐怕这至少和我说理的态度和叙事的风格有关吧。我内心安宁，每天活在思维的世界里，写作于我更像是一种修行。即使是与人辩论的时候，我也不会以征服他人为真实的乐趣，而是希望通过交流在对方身上学得更多东西，以增长我的见识，丰富我的生命。如果你只是为了说服别人而去写作，不仅真理会离你越来越远，连自己也会离你越来越远。是我思故我在，而不是我征服故我在。我不必通过说服别人或者让别人臣服于我的观点证明我自己存在。

十多年来，我写了无数评论，以及寥寥几篇散文。偶尔，也会听到一些朋友（比如我尊敬的姜弘先生）问，为什么写这些零星的文字，而不去写更大的东西？对于朋友们的善意提醒，我通常会报之一笑。我知道有些勤奋的朋友，一天会写出很多评论来。但是，即使是这样，你也不必苛责他是在“粗制滥造”，你只当他是在做一些思维训练，在做思想的加法。

因为一些编辑朋友的长期约稿，我渐渐养成了每天写评论的习惯。再后来，我发现写专栏是我的一种散步方式。只要时间允许，写一点又有何不可？为什么不接受做一些细碎的事情？从这方面说，我是很能理解梁文道兄所说的“写专栏比写一本大书重要”的意思的。胡适当年，不还在自己的刊物上撰写如何刷牙的文章么？散步是日常的，远足却需要机缘和更精心的准备。

当然，人贵有自知与自省。当我意识到这份差事占用了我的大部分时间，让我的生活在自我重复中慢慢失去了趣味时，我立即学会了克制。凡让我成瘾的东西，都不是我需要的乐趣。我有自己的方向感，不会去做隔行的评论，更不会发评论癫。但得机缘，我自然也会停下来，做朋友们所谓的“更伟大的事情”。过去的两三年间，我在《南方都市报》上写了三十万字的“乡村纪事”专栏，也是因了一种机缘。而且，直到今天，人近中年，我仍相信自己的写作还没有真正开始。

其实，无论是杂文还是评论，诗歌还是小说，抑或其他，每个写作者都在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评论只是其中一种。而且，对于我个人而言，寻找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甚至是件比扩大自己的言论自由更严肃的事情。

我对母校南开有一种深厚的情感，除了因为它曾有私学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它与西南联大的渊源。鹿桥在《未央歌》里将他在西联赤脚上学的时代描绘成“诗歌加论文”的时代。事实上，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适合我自己的“诗歌加论文”式的表达，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有心灵又有理性的文章，只有这样才能让我身心愉悦，才符合我审美的情趣。

写作首先是为了生活，为了不辜负这一生的光阴，而非为了传世。但是，只要你细心，就会发现人类历史上那些真正流传下来的人文与理论经典——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帕斯卡的《思想录》，从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到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从老子的《道德经》到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没有哪篇不是既有理性又有心灵的文字。我甚至敢断定，将来的经典绝非刊印在现今中国各大中文核心期刊上的那些可以归类于“密码学”范畴的所谓学术论文。

让我继续赞美托克维尔的文字吧。谈到历史与传统的珍贵时，他说“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谈到法国农民如何珍爱他们刚刚获得的土地时，他说“他终于有了一块土地；他把他的心和种子一起埋进地里”……沟通理性与心灵的两极，世界还有比这更好的文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