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十年前，当我在法国大学课堂里第一次听到Mon beau sapin（《我的美丽杉树》）法语圣诞歌时如坐针毡——其曲调竟然和我母校南开大学的校歌一模一样！我当时觉得很羞愧。然而，在我对欧洲文化有了更多接触之后，我认为这是件可以引以为荣的事情。它是东西文化合璧的一种象征。举例说李叔同的《送别》，该曲原出自于美国曲作者John Pond Ordway（1824—1880）的《梦见家和母亲》。后来，日本词作者犬童球溪为此填写《旅愁》发表，此时李叔同正东渡留学。有心者对读《旅愁》中“西风起，秋渐深，秋容动客心。独自惆怅叹飘零，寒光照孤影”等句，不难发现，李叔同几年后所填《送别》深受《旅愁》的影响。据传此曲在日本填词已经超过百余种，然而弘一大师一词既出，以一当百。有井水处，皆有“长亭外、古道边”。《送别》没有因为西洋音乐破坏中国的文化传统。相反，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文化，让后来者感恩。

再后来，每逢过圣诞节前后，我总会找几首歌曲来听。听得最多的两首，一是《没有你的圣诞节》（Nol sans toi），二是《圣诞老公公》（Petit papa Nol）。前一首歌是圣诞情歌，唱的是心爱之人不在身边的寂寥心情；后一首歌写的则是一个小孩，在平安夜来临的时候，跪在地上做临睡前的祈祷，希望圣诞老公公能够原谅他平时不够乖，一定要给他带礼物，天气寒凉，雪花飞舞，出门别忘穿厚衣裳。尤其是《圣诞老公公》，每当我听它的时候，内心总是无比安宁纯净，感恩到泪如泉涌。而这就是圣诞节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我时常在想，如果在我的幼年，能听到这样的歌曲，将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今天，我能听着这些歌曲，全拜生活之所赐，我很珍惜能够自由、自主地选择我所需要的精神产品。

然而，有些人对日渐流行的圣诞节文化却保持着一种剑拔弩张的姿态。比如在2006年12月，来自北大、清华等几所著名高校或科研单位的十位“博士”发出联署倡议抵制圣诞节，以此“唤醒国人、抵御西方文化扩张”。看到这则新闻，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又有人拿国家和传统绑架国民了。

“十位博士联署”炒得火热，仔细一看，“十位博士”当中也有“半成品”。想必其中几位尚未熟透的“博士生”是有些迫不及待了。不过，这并非关键所在。就算你是“博士熟”，糖葫芦般串成十个，讲究阵容与排场，再挂上名牌来告诉我或者我们现在身处怎样一种险境，也未必尽能说服我。毕竟，名牌与排场都不是证据。

可怜这些“博士”，拿了“西洋文明”的种种好处，却又以保家卫国的姿态来换取掌声。这大概是“大义灭亲”的最高境界了。倡议书说，“人们相逢互祝以圣诞快乐；平安夜里，人们聚众狂欢，流连忘返——凡此种种，皆表明我们正在逐渐演变成一个西洋文化主导的社会。”然而，一个给大家带来欢乐的节日，让大家彼此祝愿，究竟何罪之有？

“博士生”和“博士熟”们大谈“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要驱逐西洋文明的“异端”。不知十位“同端博士”眼里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是什么。在我看来，文化不过是人类发明的一种工具，本无所谓“主体性”，即便有那也得首先满足人的主体性。而人的主体性，更决定于人的自我选择的权利。工具的主体性不能超越于人类的选择之上。所以，在博士们大谈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同时，首先要明白的是，无论是过什么节，在哪天过节，那都是公民自己的私事。

从政治伦理上讲，国家因契约而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制造的一种工具，同样难免有“虚拟社区”的意味。所谓本土情感或爱国主义，既取决于本土文化与国家有着怎样的价值与美德，同样取决民众的价值判断与审美。本土情感不应是一种“逆来顺受”、“嫁鸡随鸡”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