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26日，希拉克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提到，转型期的中国应该吸收一些法国信念——“有一些法国的信念能够帮助中国继续思考，而这些信念，就是法国启蒙时期的理想和法国大革命的普世价值，它们将为中国走向民主和人权带来启迪。”

至于这些以理想与普世价值为旗的“法兰西信念”到底包含了什么，希拉克并没有细说。但他相信，中国能否取得历史性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更取决于中国能否加强人权，加强自由、民主，承诺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

众所周知，法国启蒙运动上承文艺复兴，下接法国大革命，为欧洲和世界思想史留下光辉一页。我以为，所谓“启蒙时代的理想”，主要源于人类相信自己可以通过知识（理性）改变命运的一种信念。既然它是人类理性对上帝神性的一种超越，启蒙运动因此也被视为一场以理性和科学为犁的思想解放运动。不幸的是，当犁铧化为刀剑，思想共和国让位于刀剑共和国，人类的理性最终上升为神性，人类以为自己可以主宰一切，控制一切，直至跌入了我所说的“在光明中失明”的困境与谵妄。

二十世纪的诸多政治灾难，与这种单向的“强制式启蒙”不无关系。正因为此，那种以自己所获得的知识为唯一真理的启蒙不断被人们抛弃，代之以自由交流，而启蒙就是自由交流。如卡尔?波普尔所说，谁也不是真理的绝对拥有者，我们只能通过知识寻求解放，而知识只是无限接近真理，但不是真理本身。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与启蒙运动泥沙俱下的“真理病”，同时给世界留下一个后遗症——许多人开始否定启蒙的价值。这种否定显然用错了方向。我们不能因为某人长期霸占了教室里的麦克风，便因此断定教育对人类是没有意义的无用功。从某种意义上说，和遭遇暴力劫持的教育一样，启蒙同样是受害者。启蒙没有结束，永远在路上，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我们关乎启蒙的态度。

人类仍有梦想，那些乌托邦式的建设不可以全然否定。当有些学者将欧盟描绘成“最后的乌托邦”时，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全新的乌托邦，是一种告别了暴力的乌托邦。这种以民意、民权为前提的联盟，比起拿破仑跨越阿尔卑斯山式的征服，更是一场意味深长的告别。从这方面说，今日中国社会，若想拥有一个众望所归的美好前程，同样需要告别真理病与强制，走向全社会的自由交流与相互启蒙，走向以自由为始终的合作。

那么，什么是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普世价值？它首先关乎《人权宣言》，以及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立国之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精神。值得注意的是，此三元价值不只是动人的口号，也不只是简单的并列，更有逻辑上的传承与递进。它是一个有序的价值链，简而言之——有自由方有平等，有平等乃有博爱。

要言之，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如果民众不是普遍自由的，那么任何关乎社会平等的许诺与展望，都将是不可能的任务。试想，当一个人被另一个人绑架，两者之间就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平等；同样的道理，存在于同一群人质之间的所谓平等，天下所有奴才都能平起平坐的平等，都不是人类意义上的真正的平等，充其量那只是一群平等的奴隶。

人生而平等，多么美妙动听！然而，事情的真相是人生而不平等。且不说人的身体素质有健康有残疾，年龄各有不同，即使两个智商相同的孩子，也可能因为他们的父母智商与收入之不同而进入一种新的不平等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