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格而已，这可真够荒唐的。大概，如果允许超我接受更高的标准，那么他就是在预先防卫，以免超我迁怒于自我而带来责难。

合理化机制可能是这样的：本我产生冲动，自我压抑了本我的冲动，虽然自我仍然不能接受冲动，但允许它以一种温和的形式表达，或者允许它部分地表达。自我实现了这一作为结果而发生的行为，这么做会招致外界的批评，于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就策划了一个现实的故事来阻止攻击或使攻击转到其他方面上。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别人如何评价这一行为，这一信息来自超我，毕竟超我是从祖辈那里流传下来的一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储藏库。

在很多熟悉的场合中，我们发现，我们对与合理化意识相类似的事物都司空见惯了。例如，如果我们不想别人知道我们行动的真正原因，我们就喜欢用一个假的却又貌似合理的理由搪塞过去，这仍能使刨根问底的人对我们的回答感到满意。这种情况经常依赖于我们对询问者的观点的判断能力。因此，有位经理如果喜欢某事，却因此会受到同事的嘲笑的话，如喜欢听歌剧，这位经理就可以向别人解释人家看到他在听歌剧的有关情况 可以解释说去听歌剧是因为要执行命令或者是出于想建立业务联系的需要。经理可能虚张声势，隐瞒爱好歌剧这一实情，他的目的是让听者相信他的动因纯粹是实用的。这些策略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针对揭示真相而言，通常的自我解释绝不是必要的。毫无疑问，利用这些策略只不过是个回避而已，其作用就是阻止外部标准，以免它过早地来改变我们的价值结构。承认它们的存在也带来很多有趣的问题：坚持以一种虚假的而社会满意的方式不懈地自我辩解可能造成什么影响呢？这种做法最终会导致不能诚实地解释自己吗？或者这种时候能识别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吗？围绕着这个问题的不确定性，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该领域中借助于无意识的理论，解释貌似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心理分析的价值

相对来说，弗洛伊德理论中可信度的来源比较明确，现阐述如下：

（1）驱动力和机制的整个理论体系给我们一台完整机器的印象。这台机器制造了一成不变的、公式化的行为方式。这使我们把行为方式作为一个模式来看，它具有令人信服的统一性。其实这个印象是错误的，因为在自我中机器包含着明显不同的非机械的零件。自我的活动不是机械的，而是我们通常标明称之为“作出计划”或“作出选择”的活动。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理论体系的完整性遭到了破坏。

（2）我们很熟悉这样的观点：我们都有这样的潜在能力，如社会严禁或受社会调节的愤怒或性欲冲动的突然爆发。对此，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解释：对我们人的“本性”的压抑变成了社会调节有害行为的隐喻说法。因此，看起来好像我们在处理两种情况的同一模式。与压抑相类似的事物具有欺骗性质，因为社会禁止的行动包括有计划的行为形式，而后者不一定总是被看做是本能驱动的直接表达，如雇用童工、欺诈或推行奴隶制度。

（3）在整个理论体系中，所呈现出的被模式化了的说服才能分别赋予每个防御机制以滔滔雄辩之才，因为是完全投入地论述这一问题，所以论述过程不是目前的行为和人的本质结合，就是和某个事件或个人过去的创伤结合。自我的非机械性质这一问题不合时宜地强行入侵每一种情况，结果破坏了机械系统的统一性。

（4）在目的性论述语言中，每一种防御机制都有其平行体。这表明，人能作出独立选择。这使无意识机制透露出了一点似曾相识的意味和可接受的意味。

（5）和弗洛伊德模式类似的目的论模式看似是一些统一体。这些统一体依赖于各种各样的关系而存在。就是说，和更为简单的弗洛伊德式的机械单位相比较，这些模式似乎过于复杂了。

（6）弗洛伊德理论体系的运作解除了我们对自己的行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