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分数与经济发展的增长措施有关，经济增长措施与测试的文化内容之间呈现正相关。所采取的经济措施要稍微落后于富有表现力的文化产品，因为时间间隔变化了。在20世纪这个时间间隔是二十五年，但在早期文明中可能达到一百五十年。麦克利兰对此所作的解释是，通过产生更高一级的动因需求，文化产品中所表现出的文化关注对文化成员个体在童年期的心理产生了一定影响；反过来，在儿童成年后，这种影响又在增长的经济活动中反映出来。这样一来，我们又有理由发问：那为什么在这种经济状况下没有产生过多的诗人或雕刻家呢？

第三类证据涉及子女抚养问题。这个问题不但是论证中的关键环节，而且还是极其薄弱的一环。为对其薄弱性有一个认识，我们首先必须弄明白麦克利兰赞成的观点是什么。他提出这样一个假设：所有的动因都是后天习得的。简言之，他把所有的行为方式都看做是导致满意状况或不满意状况的根源。麦克利兰还断言，这些动因经历出现的语境和各种情绪相关。同样的情形再现会引起曾经与之相关的情绪产生，这种被重新整合的情结就是动因。因此，所有的动因都是学会的，所有动因都或多或少地和具体的语境相联系，唯一重要的先天构成成分就是人具有感受快乐或痛苦的能力和进行过程联想。这样，麦克利兰的论点就一清二楚了：动因被看做是人的内部状态，无法直接接近，因此，利用白日梦来评价动因以及从缺乏任何客观标准的白日梦中所作出的推断都是有效的。

所以，对麦克利兰来说，成功的需要也一定是后天习得的。它大概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学会的：人们发现，尝试一系列的经历带来了成功，成功的特点就是快乐，快乐的作用就是来区分成功和失败。麦克利兰引证说，从表面上来看，支持这一假说就要进行下面的研究：在对男孩子的童年训练中发现，那些得分较高的孩子们，他们的母亲们都期望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作出一定的成绩，而那些得分较低的孩子们，他们的母亲没有这样的要求 尤其是对孩子们来说在面临一项崭新的、充满冒险的事业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种训练被称作“独立训练”，而且麦克利兰还特别提到，当得分较高的孩子们获得成功时，他们的母亲们往往是不吝对孩子的拥抱和亲吻，且表现得慷慨大方。

显然，特定的父母行为情结和子女成就需要高分数之间具有相关性。特定的父母行为情结是父母自己避开对孩子的行动指导，而只是给他们营造一种快乐的氛围来评价孩子的成功业绩。但是，和所有的同类研究一样，这种儿童发展（不包括那些利用同卵双生的孩子所作的研究）的研究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其缺陷是：我们不可能控制因遗传而导致的各种差异。现在，父母通常对孩子表现出的一般能力的程度都比较留心，对孩子的能力有信心的父母比那些对孩子能力没有信心的父母更有可能鼓励孩子从事独立事业。父母在孩子身上发现有一定程度的迟钝表现，就更有可能认为孩子需要帮助和指导，认为自己有义务来帮助孩子。所以，这个相关性可能仅仅是因为父母对所感知到的孩子能力的反应造成的，而孩子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遗传使然。

因此，在麦克利兰的研究中，不管从哪一个方面 对孩子进行独立训练的结果研究，还是动因是学会的这一更为普遍的命题的研究，都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价值。麦克利兰在研究中没有进行论证来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 有些孩子遗传基因较好，比别的孩子能更好地、有目的地作出个人规划，而只是将儿童之间的差异性的反对论据落脚在这一点上 依据历史发展来说，经济发展太快了，不能用基因变化来解释。但基因变化不是我们能主动要求的，这一点不言而喻。顺应大多数社会成员活动方向的变化就是我们所要求的变化；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出现新的机会，就会出现新的变化。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作为一个群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