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贸易自由化进程受挫，促使东亚各国重新考虑地区经济合作的问题。1989年11月，澳大利亚、美国、日本、韩国、新西兰、加拿大及当时的东盟六国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首届部长级会议，标志着该组织正式成立。1991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通过《汉城宣言》，正式确立了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即为本地区人民的共同利益保持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促进成员间经济的相互依存；加强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减少区域贸易和投资壁垒。但其内部成员经济的多样性和成员对待开放进程的不同立场，使得它至今仍是一个成员之间经济合作的协商论坛，其原则和规定并没有法律效力，对各成员没有约束力。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分布第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警醒了东亚国家。金融危机使他们看到了东亚金融合作的必要性，认识到了过度金融投机带来的金融风险是任何单个国家都难以防范和抗拒的，而且IMF并不是万能和总是友善的，因此，需要加强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以增强应对危机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目前，金融危机仍然在世界各地蔓延，这对于依赖出口的中国、日本和韩国而言，其危害性更是不可低估。在这一背景下，东亚三国抛弃前嫌，扛起了战略合作大旗，以共同应对金融危机。

2008年12月13日，在日本福冈，东亚三国撇开了长达8年的国际多边场合会晤，转而改为单独召开三国峰会，共同签署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这种转变，不是简单的会晤地点更改，而是东亚三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之路上，经过多年艰辛探索和不断碰撞磨合，终于达成了战略合作的共识。

中日韩三国的合作，归根结底是三国间战略利益的需要。在中日、日韩与中韩三对关系中，中日关系最为复杂和微妙。当然，全球金融危机为中日韩三方合作提供了契机，使得三方找到了一个对话的话题；但在金融危机之后，长期战略合作的基础又在哪里呢？在政治军事等敏感领域，无疑暂时不能找到合作方向；在其他领域，如能源安全、海上通道安全、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和传染病扩散等方面，三方应该有着对话基础；而在金融领域的战略合作，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合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东亚地区国际合作中，东盟十国有着重要的地位。近年来，东盟在自身整合进程中确实是“亮点不断”，不仅有东盟内部成员国的协调合作，而且在泛北部湾地区经济合作上也是搞得有声有色。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加强东亚地区的金融经济合作，以形成美国、欧盟和东亚“三足鼎立”之势，这已成为东亚各国共同关心和亟待深入研究的一个战略问题。

3.值得关注的印度经济发展

近年来，印度经济增长率连年跻身世界前三。大国追求是印度奋斗的不竭动力，同样也是印度各届政府不容置疑的历史使命。早在印度取得独立之前，其国家创始人之一、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就已经在他《印度的发现》一书中为印度的未来勾画出一幅雄伟的蓝图，愿望就是“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

在大国梦想指引下，印度迅速崛起。近10年来，印度经济一直保持着近6%的增长速度，现在GDP已近4900亿美元，外汇储备约620亿美元。印度的国防开支逐年增加，从1986年以来，印度一直是世界最大的武器进口国之一。21世纪以来，印度一直在努力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大国战略的关注重点也已由陆地为主向陆海空并重转变：在保持对巴基斯坦强大威慑的同时，积极向中亚和西亚地区渗透军事力量；致力于建设一支既能控制印度洋，又能远征太平洋的“蓝水海军”；核战略和太空战略成为其大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8年10月，印度首颗探月卫星上天，标志着印度成为继俄、美、日、中之后世界上第5个掌握探月技术的国家。2007年是印度独立60周年，在印度人眼里，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也是全世界最快的国家之一。2007年8月15日印度独立日当天，辛格表示：“印度最辉煌的时刻即将到来。”但印度社会宗教繁多、教派林立，民族、种族以及种姓等矛盾，已成为长期困扰印度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痼疾。

贫富差距激化社会矛盾，成为印度频繁发生恶性袭击事件的根本原因。在印度全国10亿多人口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对巨大的贫富差距不满，心理无法平衡，其仇富心态很容易被宗教极端势力或恐怖组织所利用。长期以来，印度形成了大社会、小政府的局面，政府没有财力解决国家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导致社会管理松散，往往难以对付藏在暗处的各类恐怖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