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民国的文人—长沙谈鲁迅(4)

笑谈大先生 作者:陈丹青


鲁迅交友之广,也是这个演讲中提到了的,但后人在照例的宣传中,只知道他有共产党朋友。鲁迅一生在对待朋友、与朋友相处方面,大致是怎样的性情?

 

陈:除了不可能查证核实的隐私,没有一位中国作家像鲁迅那样被详详细细暴露在公众面前。由于长期独尊鲁迅,他生前的所有生活记录——日记、书信、大量回忆和旁证——不但全都出版,而且重复出版。诸位如果真要了解鲁迅,可能要比了解任何其他中国作家更方便。这些资料中充满鲁迅对待朋友的故事和细节,诸位有兴趣,很方便查证。

然而长期被政权神化、非人化、政治化,鲁迅反而被过度简化,鲁迅资料中丰富翔实的日常细节,后人视而不见,绝大部分人谈起他,就是好斗、多疑、不宽容。语文教科书长期强迫学生阅读鲁迅,成功地使一代代年轻人厌烦他,疏远他,今日的文艺中青年多半不愿了解他,因为怎样看待鲁迅早已被强行规定,以致几代人对威权的厌烦、冷漠和敷衍,也变成对鲁迅的厌烦、冷漠和敷衍。敷衍一位历史人物,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简化他,给他一个脸谱,很不幸,鲁迅正是一个早已被简化的脸谱。

鲁迅很早就说过,你要灭一个人,一是骂杀,一是捧杀。大家现在看见了,过去半世纪,胡适被骂杀,鲁迅被捧杀。近年情况反了一反,是鲁迅开始被骂,胡适开始被捧,然而还是中国人的老办法:要么骂,要么捧,总不能平实地面对一个人,了解一种学说,看待一段历史。

 

“兄弟失和是他最难释怀的内伤”,这几乎也可算鲁迅生涯中的一桩超级情感公案。而且,尤具戏剧性的是,他与周作人在进入历史书写中所处的境地,甚至都可以用“神鬼”之别来描述。这个方面,除了失和内情的悬疑,周氏兄弟在对待亲情方面,性格有很大的不同吗?就鲁迅的作品来讲,有涉及这些的吗?

 

陈:鲁迅不是神,周作人也不是鬼。周作人曾在早年说,自己心中有一个“绅士鬼”,一个“流氓鬼”,这是文学的说法,修辞的巧妙,我们就此说周作人是鬼,那是不懂修辞,不懂文学,别说当不成绅士,恐怕还不如流氓,中国从前的流氓,有性情,会说话,用词很别致。如果因为周作人当过汉奸,就说他是鬼,更不应该。你是陈独秀,是胡适,是周作人的同辈,你或许有资格骂他一句,贬他一贬,到了我们这一代,有什么资格呢?我不认为我有资格责难前辈,看不出我们有什么道德的高度可以遥远地责难一位五四时期的文人——那是多么轻佻的道德姿态。诸位请看看今日中国成千上万的贪官、污吏、黑矿主、王八蛋,那才真是妖魔鬼怪啊。

至于周家兄弟的情感关系,哥哥弟弟都写过。中国从前的规矩,母亲死了,大姐在家就是母亲,父亲死了,大哥就是父亲,担当权威,负起责任。鲁迅的父亲早死,此后一生,他一直是位好哥哥,不摆权威,尽责任。他留学回来,接母亲到北京,给弟弟在北大安排教职,北京两处房产是他的薪水盖起来。弟弟得病,他比弟弟还急,后来写在《兄弟》这篇小说里。但是彼此失和,直到去世,在可见的文字中,两兄弟都很得体,即便在大观点大是非上有所暗示,有所表达,也十分厚道,十分守度。从前有句话,叫作“君子绝交,不出恶言”,何况兄弟失和。大家要知道,他们周家兄弟在当时是极端新派的、前卫的文人,但他们的行为大致遵行旧道德,不但他们,英美派海归的为人处世也谨守旧道德的规范。胡适在台湾去世后,蒋介石挽联就说出这层意思,我记不得原话,大致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我们再回头看看从1949年直到今天,中国的文人之间、师生之间、朋友和亲人之间,发生多少卑鄙丑恶、乖张惨痛的故事,像周家兄弟那般失和,像五四文人那种有教养的绝交关系,在今天,寥若晨星。

 

据说周作人晚景凄凉,他一生是不是都对鲁迅怀了怨恨之心?

 

陈:周作人晚年不是凄凉,而是孤立和悲惨。说他孤立,因为建国后他被提前释放,毛泽东批示将他养起来,写回忆,弄翻译,月薪两百元,相当高。但他不再有朋友,不再有社会地位。说他悲惨,是这样的日子过了十多年,到“文革”,他就被红卫兵折磨,撵到破屋子里,有个老婆子偷偷伺候他,不久就死了。

周作人晚年有一方印章叫作“寿则多辱”,说的是实话。但他刻这方印时,还想不到会领教“文革”时期的侮辱。他因汉奸罪被审判,坐监牢,属于惩罚,不是受辱。

至于他一生是否对鲁迅怨恨,我以为不要随便揣测。即便有怨恨,那也并非是错,因他是鲁迅的弟弟。而像这样的兄弟恩怨,不是外人可以任意揣测的。在座诸位可能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但有父母、亲人、好朋友,外人公开揣测议论你们的私人感情关系,你们会同意、会接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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