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莫以为他们富起来了便都是些非常之幸福的中国人了。其实,除了在资产的占有方面和优越的物质生活的享受方面他们足以高枕无忧而外，他们内心深处依然是郁闷多多的，依然是些备感失落的中国人。老百姓的郁闷和烦恼是可以找个倾诉对象诉说的。老百姓是有权利通过发牢骚甚至诅咒骂娘对现实宣泄不满的,他们却丧失了这种宣泄的权利。因为他们已然是现实的最优先而且最实惠的既得利益受用者了。老百姓发牢骚或诅咒现实的时候,他们只有充聋作哑缄口不言的份儿。老百姓骂娘的时候,他们总感到那等于就是在骂他们自己。他们都清楚,许许多多中国人的眼睛始终在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和老百姓之间的鸿沟,是再也没法儿填平了。起码在他们这一代是没法儿填平了。而他们的上一代,亦即他们的父辈们,原本是些曾为拯救中国老百姓的命运出生入死,功勋卓著,因而曾深受中国老百姓爱戴的人物。这一种关系的失落,乃是他们于中国当代诸种失落之一种，最心有千结之一种。最欲说还休之一种。最惴惴不安之一种。不要单看他们在现实中的表现便以为他们并不在乎，事实上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很在乎的。又由于他们也清楚,他们从现实中依赖父辈的权威和名望获得的越多,父辈乃至家族在中国人中的声誉和威望越下降。他们的失落,他们的惴惴不安,包括他们难免常有所生的愧疚,便越加困扰他们。获得和丧失恰成正比，这一正比将是他们心口“永远的痛”。

他们中四十岁以上的大多数,都是在中国共产党正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是他们的精神父母。而且曾是他们绝对崇敬之绝对忠诚于的精神父母。相比而言,他们的慈父爱母,倒更像是他们的奶娘,更像是受了共产党委托教诲他们成长的监护人了。他们从小就曾立志要当“革命接班人”。只不过“革命接班人”五个字,体现于他们的意识,与体现于老百姓子女的意识,内容是大不相同的。老百姓子女立志要当“革命接班人”,往往意味着要当比是工人的父辈更不计所得的工人,比是农民的父辈更肯付出的农民,比是教师的父辈更优秀的教师,比父辈更服从国家和“革命”对自己命运的统筹安排,比父辈更勇于更乐于为国家和“革命”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一辈子从事最艰苦的工作,并以此为荣。而他们立志要当“革命接班人”,往往意味着最终要接父辈的班,要像父辈一样身居要职,要像父辈一样为国家为“革命”实践文治武功并受人们的普遍爱戴。这一种意识尤其较早地成熟在男性的“他们”的世界观里。

“文革”粉碎了他们的理想,嘲弄了他们的志向,颠覆了他们的世界观。正如硬性地,根本不可抗拒地改变了正在成长着的千千万万中国青年的人生轨迹一样。

最虔诚也自认为最有资格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地继承“革命事业”的他们中的许许多多人,竟一夜之间成了方式极为粗暴严酷的“革命”对象,成了“狗崽子”,成了连最起码的尊严、家庭安全和生命保障都没有能力维护的人。这一种袭击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

“文革”结束以后,江山疮痍,人事皆非,改朝换代,百废待兴。

这时的他们,终于算是结束了含冤赍愤流徙民间的苦难,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讨个说法了”。

而仅仅为他们的父辈平反,为他们的家庭恢复名誉那是不够的。

必须也为他们被耽误了的人生做出适当的,较令他们满意的安排。

事实上中国也以它特有的种种方式这样做了。但首先是向他们赎罪。需要直接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安抚的也首先应该是他们。因为他们具有特殊的、意义深远的代表性。这一种安抚亦表明着对他们的活着的父辈的承诺。而这一种承诺又几乎是必须的。因为中国的政治需要他们的父辈继续参与并起巨大的作用和发挥稳定的影响。如同一切做父母的人们一样,这些年事渐高的中国政治老人,不可能不替他们的并不年轻了的子女们未来的人生前途分心考虑。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对于当时的中国政治显然是必要的。而且可以说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种安抚又表明着对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建国功臣们的祈恕。同时也是国家良心自身获得慰藉的方式。否则国家精神难以甩掉它所背负的沉重的“文革”十字架,而较快地从冤气孽障之中突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