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打趣儿道：“将来你就让你的儿女填‘中国第一代红色资本家’呗!”

一句话把他逗笑了。

他说：“我哥哥总算如愿了。要不然,共产党对我们家可就太欠公道了!”

显然,对于做了官员的别人家的子弟,他们是很羡慕的，也是很不服气的。他们这一种仿佛遭到了排挤的心理上的不平衡,注定了以后必然要通过为个人和家族聚敛财富获得匡正。何况财富是种一旦开始聚敛,必定专情独钟的东西；一旦开始喜爱,永远觉得自己拥有太少的东西。

法国的一位巨商,有次拜见阿拉伯某石油国的国王。金碧辉煌的宫殿使他惊叹不已,头晕目眩。

过后记者问他有何感受？

他说：“这真是一次不幸的拜见。从今以后,我觉得我是一个穷光蛋的感受,恐怕将笼罩我一生了。”

商界使年轻的“中国第一代红色资本家”们眼界大开,在他们接触某些香港的、台湾的、日本的、韩国的、新加坡的以及欧洲的商人们时,他们肯定的也有自己仿佛是“穷光蛋”的感受。这种感受肯定加剧了他们“只争朝夕”的急迫感。替自己的将来和家族的将来聚敛更多的财富,正是在这一种急迫感的鞭策之下成为一种原动力和使命的。因为他们渐渐地悟到了,中国的民主进程虽然缓慢,但还是比他们所预料的速度要快得多。在这种速度中,一旦退离了中国政治,那么也就几乎意味着是与它的“诀别”了。今后,若企图使自己们不沦落为普普通通的些个中国人,除了站立在个人财富上,显然已经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再能垫高他们自己了。而他们原本是和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们不一样的啊!

我知道这样一件事——他们中的一个,某次与一位意大利商人会晤时,对方问：“打算同我们合资经商,你能出多少本金？”

他犹豫了一下。横横心反问：“三千万如何？”

对方又问他是人民币还是美金？

他说是人民币。

对方不屑地摇摇头、耸耸肩,通过翻译告诉他——请他记住,在和欧洲人洽谈商务时,资金的概念一向是以美金来计算的，否则容易产生故意骗对方上当的误会。

那一项商务由于对方嫌他的资金能力太渺小而没谈成。

他却从此明白了人民币原来在外国人眼里是多么的“跌份儿”。

现在我校改和修正此书时，“人民币”在世界上的地位已大大提升，“改革开放”在中国之成就也已举世公认。事实证明，中国当年一批头脑清醒的政治老人们对我们这个国家的宏观设计，不管有多少令今人质疑的方面，但基本是正确的。并且我进一步认为，非一人之功，而是一个思想解放者的团队的卓越表现。在当年，他们的义无反顾的坚持，以及反对者们的义无反顾的反对，千真万确地仍可用“路线斗争”来形容。此种斗争未再一如既往地残酷无情，亦是中国之一大欣慰。

我还知道这样一件事——他们中的某些人。某次在北京接待某几位香港的富商子弟,为了在虚荣心上一争高下,乘坐奔驰600或劳斯莱斯,要求他们的夫人或准夫人佩戴上最名贵的项链和钻戒……

结果当然是他们的虚荣心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但过后他们又彼此挖苦和嘲讽自己们的庸俗。

因为宴后当他们欲付账时,对方们中的一个阻止了他们,淡淡地说：“我在这里等于是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在我自己家里朋友们聚在一起吃顿饭,我岂能让你们掏钱买单？”

原来那五星级饭店的百分之九十的股份归于对方家族的名下。

“外向型”的比照,的确常使他们相形见绌。于是他们再多利用一次父辈们的显赫名声或权力关系之念头油然而生。他们知道这是不好的,也明白每多利用一次就贬值一次,但却还是一定要利用的。因为那是他们在现实中唯一可以利用的。有时利用了直接谋利,有时利用了间接谋利,有时仅仅利用了支撑自己们表面卓而不凡内里非常之虚弱脆薄的自尊。若他们的父辈们已经退位了,或根本就不在人世了,他们则便难免地心生惶惶的危机感，如同即将被富贵生活所弃的娇宠小儿。

他们虽退离了中国政治舞台,却仍密切关注着它的云诡波谲潮汐变幻。时常暗自分析这种种变幻对他们的存在有利还是不利。“反腐败”、“反特权”声浪高涨时,他们中某些人的内心里意乱弦惊,悄然遁往国外,很是担忧自己不幸成了祭畜,被政治高高拎起抛给民众以平不满之怨。前几年有些经济学家高谈阔论“中国的资产阶层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太少,需要立法加以重点保护”,这话他们很爱听,仿佛是替他们所作的正义的宣言。有些法学家提出应像西方一样,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条确立为国法至高无上的一条,也很令他们暗生感激,觉得在中国“知音”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