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个问题我总是很困惑，一位高级干部，在职时大抵已将子女亲属的工作、生活安排妥当了，自己离休之后也能享很高级的待遇，不显山不露水地贪贿个千八百万的，够花就得了呀，为什么非频出大手笔，几千万几亿元狂搂不止呢？

后来我逐渐想明白，症结无非是一个“信”与否的问题。不是信仰的“信”，不是诚信的“信”，而是相信与否的“信”。

即——他们真的相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可持续的吗？

倘相信，自然便是有信仰的官员。

而有信仰的官员，那信仰，必定会多少削弱一些贪欲。

而他们的贪欲之大，只能证明他们是无信仰的。

他们在成为高级干部之前，最经常之事莫过于政治学习。何以学来学去，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可持续，竟然也还不能坚信呢？

是他们的头脑太愚钝，再好的主义也装不进去呢？还是他们其实太过聪明，自己们首先就从那“特色”中看出了毛病？

凡贪官，其实都不过是将做官当成一种“营生”。

营生营生，实乃为了生活得好而经营某事。区别仅仅在于，是苦心经营，还是靠表面文章来经营。不管哪一种经营，出发点都是以“我”的良好感觉为中心，以“我”的“利益最大化”为“基本点”的。由那“小我”而“大我”，自然仅能延及有血缘关系的人们，再大也大不到哪儿去的。

要使人们，包括身为官员的人们，发自真心地相信并拥护一种制度无可争议的优越性是不容易的。“加强学习”是一方面，制度本身之改革也是必须的。

贪官们无一例外地在法庭上自认“放松了学习”，他们隔三差五地就被集中起来学习一通，却还是没有解决好相信与否的问题，这很耐人寻味……

在中国的资产者阶层中，数量为多的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抓住了机遇的人。

对于人,已有多种分类法。比如现实型的,或浪漫型的；激情型的,或理智型的；忧郁型的,或欢乐型的；以及按血型、血质、智商、基因等等的分类。最新的分类法是——心血管型的,或癌型的。心血管型的,是指精神长期处于紧迫压力之下的男女；癌型的,是指一些积郁成疾,抑而不渲的男女。这一分类法比较武断,而且令人沮丧。

对于中国的资产者阶层,我这里也可介绍一种简单的分类法——夸富型的,或隐富型的。当然,这种分类法,仅适用于他们中的某些人。对于这某些人,也不是非此即彼。但只要留意观察,却都不难从他们身上看出以上两类的特征。

夸富型的——唯恐人们不承认他们是“富豪”。很在乎自己是第几“富豪”。被承认是,或不被承认是,又似乎意味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全部尊严,得到或没得到普遍的公认。是第一或第二的区别,于他们,如同奥运会上的金牌或银牌或铜牌的区别。在常人们想来,已然是“富豪”了，干嘛还非要争个是第几呢？常人们实在是难以理解的。而在他们想来,已然是“富豪”了,干嘛不争做第一呢？好比参赛的运动员一般都想竞争到金牌一样。常人们觉得那是梦。他们觉得那不过是几级台阶罢了。即或常人们也认为那不过是几级台阶罢了,但同时又不禁的会想,那是几级多么难以跨上的台阶啊!而他们的想法却是——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是,我何不能？

人都是或多或少有些攀比心理的。也可以说人差不多都是有些攀比目标的。常人自然的大抵总与常人攀比,与自己周围的人攀比。而他们的攀比目标往往是李嘉诚、是霍英东、是希腊船王或其他的什么商业巨子。那几级台阶对他们的诱惑,比一幢花园别墅对常人的诱惑强烈一百倍。他们是那么的希望被视为被称作中国的什么什么“王”。

如果他们感到他们的“富豪”地位还没被公认,或虽被公认了,却没被排在应在的榜上,他们的心理就会特别地不平衡。好比一位影视演员或歌手,自认为自己的名字当在“十大”或“二十大”明星之列,却名落孙山一样。这时他们就会通过媒介弄出一些响动,以期引起全社会的注意。哪怕实际上他们所获得的公认,并不像他们感到的那么有限,那么应该觉得委屈,他们也还是要煞费苦心地弄出些响动。他们从来不怕出名,弄出的响动越大越好,越引起社会注意越好,越出名越好。他们绝不是一些害怕为名所累的人。不认为盛名之下其实难附的感觉是不良的感觉,更不会因而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