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您小声点儿,邻居们听了,以为我在家里和人吵架呢!”

我婉言表示爱莫能助，彬彬有礼甚至显得近乎低声下气地一再请他谅解。

不料他大为光火，一把扯起他女儿,拔腿往外便走，被他带来的礼品袋绊了一下,还发泄地踢了礼品袋一脚。

他一边往外走一边嘟囔：“北京怎么了？北京有什么了不起的？难道人民币在北京就不是钱了？我才不信这个邪呢!”

大夏天,他的每一句话,我的楼上楼下在家的邻居们,都是会从开在天井里的厨房窗听得一清二楚的。

我尴尬之极。

他一出门,我就抓起电话,心想骂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一顿，却没拨通。转身一眼看见躺在地上的礼品袋,又气不打一处来。想追上他还他,又懒得那么做。何况那不过是一袋“燕窝”系列滋补品,不还也不算贪心。

过后我想,他肯定较少被当面拒绝。尽管我拒绝得那么委婉,但毕竟是拒绝。何况又是当着他女儿的面拒绝的。这当然足以使“大款”恼羞成怒起来。

在中国,钱似乎更是一种特等通行证。有钱人似乎都有点儿被宠惯坏了，正如某些所谓“明星”、“大腕”被宠惯坏了一样。

幸而还有极少一小部分他们有钱也办不成的事儿。

否则,岂不正应了九七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中一个小品的一句台词——有钱能使磨推鬼了么？

在他们中,也有的男人,无才无能亦无德,甚至在德方面是往事不堪提起的,仅靠了赌自己的青春年华、十几年如一日甘愿充当外国有钱老太婆的“干儿子”或曰“面首”,而终于“修成正果”,继承了遗产,于是衣锦还乡，摇身一变,归国做起富豪来的。

也有的女人,仅靠了花容月貌,妖姿冶色,不惜以肉体为股,而售身于某些境外的有钱的老头子们的大陆“外室”或曰“小妾”、“二奶”,于是过着住别墅开名车,一掷千金的富贵生活的。

但是我们在评说以上一类男人和一类女人时,分明的,是存在着观念作祟与否的问题的。按照道德规范的不成文法对世人的说教,传统的逻辑似乎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男人既不但是一个各方面都很正常的男人,而且还很年轻,而他却甘愿成为一个老太婆的风烛残年的日子里的附庸,则我们世人即使不发问,内心里也一定会暗想——他所图者何？

倘那老太婆恰恰很有钱,则我们世人就会不约而同地得出注定了一致的结论——他图的是钱。

于是我们世人便会一致地不屑起来。认为在他和她之间,肯定达成了一种“不道德”的交易。于是我们看待他的思想目光,也无疑介入了近乎“审判”的成分。而他作为男人的“道德资格”,定然要被我们的观念的罚牌严重扣分。

但是,如果她非是老太婆呢？如果她与他年龄般配呢？

那么,毫无疑问地，我们世人的思想的目光,则将更多地包含有嫉妒的成分了。假使靠修养克服掉了嫉妒劣性的人,大概也会暗自承认那实在不失为一组“幸运结合”。

再如果,她乃名门望族之后呢？

于是“不道德”的“交易”,往往既不但会被公认为“幸运结合”,而且可能会被传为佳话。

如果她不但有钱,不但出身于名门望族,而且是艺术家，或者虽非艺术家,但却是热爱艺术的女人——这时情况会怎样呢？

几乎无一例外地,这时佳话会上升为逸事,会被记载于书,成为小说家或戏剧家的创作素材。

同一件事,只消作为另一方的女人不是老太婆,或者除了有钱,身份还有其他“可取之处”,则我们世人的态度就会一变再变。

自从伟大的司汤达的《红与黑》问世以来,东西方的世人,无论男人或女人,皆对那个叫于连的法国某一个小市里的木匠的儿子充满了同情。但是于连之爱上丈夫是市长的德?瑞娜夫人,其实并非一桩寻常的婚外恋故事。按今天的说法,未必没掺杂着改变命运的企图和幻想。

那么世人为什么就同情于连呢？

因为德?瑞娜夫人不是老太婆。所以一个青年迫切想要跻身“上流社会”的野心,经起始缠绵结局悲惨的爱情故事一包装，就具有了另外的意味儿，就被世人的理解尺度所包容了。

按照同样的逻辑前提,我们世人也相当包容卢梭与几位贵族夫人们的“桃色关系”。《忏悔录》中记载得很翔实,他花她们的钱,接受她们的慷慨的经济资助,同时与她们保持“亲爱”的依赖性质的“交往”,以至于常引得她们相互猜妒。按照今天的说法,这也未必不有点儿接近于“傍富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