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在他所处的那个商品货币时代已相当发达的古希腊现实中，对于贫富悬殊现象的深深忧虑，对于贵族和富人们豪奢极欲的生活的尖锐无情的批判，今天看来对于中国依然具有警醒的意义。

他说：“这就是富人——过度浪费，庸俗无节制，为了一件小小的事件而耗资巨大，安排阔绰乏味的场面。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炫耀他的富有，认为会被人羡慕……”

他说：“富人目空一切，拥有财富使他丧失了理智，似乎人间一切快乐都属于他所有，财富和金钱成了他衡量一切事物的唯一价值标准。而且还幻想金钱可以买到一切。总之，由富有而导致的典型特征是——富有的白痴。”

今天，在与商业时代拥抱亲吻的中国，我们不是也几乎随时随处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所辛辣讽刺的富人么？

后世的史学家们，在分析强盛一时、商业繁荣一时的古希腊帝国灭亡的原因时，指出社会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公，贵族和富人的穷奢极欲也是主要的一条，显然根据是相当充分的。

萧伯纳对商人的刻薄辛辣也是当年在英国出了名的。

在一次宴会上，一位大腹便便的富商走到萧伯纳跟前，没话找话地说：“萧伯纳先生，您为什么总是这么瘦啊？看了您这副样子，外国人一定会以为我们英国一直在闹饥荒呢？”

萧伯纳瞥了他的大肚子一眼，冷冷地回答：“那么看了您这副样子，外国人一定就同时明白我们英国闹饥荒的真正原因了！”

还有一次，萧伯纳在海滩上遇到了一位家财万贯的房地产商。他倒是对萧伯纳挺崇拜的，希望萧伯纳能给他签个名留作纪念。萧伯纳用手杖在沙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冷冷地说：“那么请收下吧。最好能让我领教领教，你是怎样连地皮一起刮走的！”

以上两件事，不仅在当年几乎人人皆知，而且在后世广为流传。

萧伯纳曾经这样说过：“全部文明的记录，就是一部金钱作为更有力刺激而失败的记录。”

他的话包含有这样两重意思：一、商业与人类文明，尤其资本主义文明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前者几乎贯穿于后者的“全部记录”。二、但这一种关系在本质上又是失败的。

为什么又是失败的呢？

他接着说：“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并没有平等的机会去致富，而少数利欲熏心的家伙却在极有限的机会下轻而易举地成为百万富翁。使人们大为惊奇的是他们的德行和他们的财富形成鲜明的反衬。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地思考并加以怀疑，商业时代究竟是不是我们找到的一个救世主？”

在萧伯纳所处的时代，他的怀疑，包括他的愤慨的指责与批判自有道理与根据。

相比于富人们对社会财富的贪婪的占有和聚敛，他“统计过，培养一个穷孩子的费用，包括破衣服在内，只不过需要二先令”。

我对外币缺乏常识。

一英镑是否等于十先令呢？

他当年的统计使我不禁地联想到了今天中国咄咄逼人的贫富悬殊的现象，以及今天中国那千千万万因为难以支付极少的钱便上不起学的穷孩子。

所幸我们毕竟有一个“希望工程”。

萧伯纳们，亚里士多德、梭罗们，在他们所处的世纪和时代，目睹的是原始的“商业”。原始的商业的的确确具有邪恶性。

爱默生们对商业时代的歌功颂德，却更是以他们的预见性为自信的。

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商业这个资本主义文明的“配偶”，如今又的的确确在许多方面改邪归正，由当初那妖冶放荡、虚荣贪婪的“新娘”，修炼成了一个善于抚养资本主义文明，有不可轻视和低估的能力呵护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的“贤妻良母”。

正是“她”的这一种嬗变，使20世纪的世界，开始以乐于接受的态度对待之了。

商业将更加紧密地贯穿于世界文明记录的未来……

在中国人心目中，商人是什么？

商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中从来不是“俊媳妇”。

除了某些客观公正的经济学家，几乎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曾是不同程度的蔑商态度者。经济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是在近当代才兴盛起来的。此前，古典经济学家们所从事的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是不怎么受世人重视的。它的处境往往还不如哲学。古典经济学的魅力是其包含着大量的社会学的思想性。其不足往往也正由于思想性大于经验性和规律性。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从很古的时期便是一个轻商蔑商的国家。中国的知识分子，古时被称作“士”。由“士”而“服官政”，就成了“士大夫”。仕途不畅的，则便以“文人”自诩自居。中国五千余年历史中，改朝换代，兴兴衰衰，“士”和“文人”们是起过不小的作用的。成了“士大夫”的直接起作用。成不了的间接起作用。中国五千余年的历史，也是由“士”和“文人”们一代代书写的。被朝廷承认了的，曰“正史”；不被承认的，曰“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