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本名德舆，小名寄奴，刘裕的出身以他登基称帝后的说法，他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后人，看他的家乡，这个说法貌似也有些靠谱，因为他的祖籍就是刘邦的老家徐州沛县。但是后来的学者中，也有许多人反对这个说法，称刘裕这么做是“称宗祔庙”。祖宗是不是刘邦，对早期的刘裕来说，并不重要，因为到他这一代，他的家族已经破落了。刘裕出生在江苏镇江，他祖上刘混随晋朝南迁，定居在了这里。那时候他们家，还算一个名门望族，早期的时候也曾世代为官，但是很快就中衰了，刘裕的父亲刘翘，只是一个郡里的功曹，也就是个小公务员，到了刘裕这一代更惨，他连政府的大门都进不去。《南史》里记录说，青年时代的刘裕，因为不务正业，曾经被父亲赶出了家门，让他自谋生路。他后来种过地，卖过肉，打过鱼，很早就开始混社会了，而且也确实有成就——混成了混混。走上社会的刘裕，很快成了当地有名的无赖，经常出入赌场，不管多穷，有一点钱都要拿去赌博。混了一段时间以后，刘裕得到了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镇江当地要征兵，刘裕应征了。

说到镇江的征兵，就不得不提一下东晋时代一支非常强悍的军队：北府军。北府军的强大，在中国历史上向来被人称道，它由南逃的北方汉人组成，因为一个个身怀国恨家仇，所以打仗不用动员，一个个玩命向前冲。在著名的淝水之战里，8万北府军如摧枯拉朽之势，一举击败了北方前秦政权的87万南征军，北府军的战斗力，从此名扬天下。刘裕的出生地镇江，就是北府军的主要兵源所在，当地的居民，大多都是南迁的北方人，世代当兵也就成了当地年轻人的主要选择。在当兵之前，刘裕的主要工作是混社会，当兵之后，刘裕真正开始经营自己的人生。

当了兵的刘裕，最早的职务，是北府旧将孙无终的司马，这是个类似勤务兵之类的工作，对于想混日子的士兵来说，自然是一个美差，但刘裕是不打算混日子的，很快他就反感了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到了公元399年，也就是刘裕37岁的时候，一个选择摆在他的面前。是年东晋发生了著名的孙恩起义，东晋王朝调动北府军进行镇压，但是战事打得非常不顺利，前线士兵伤亡惨重，在这种情况下，东晋政府下令，允许各地士兵们主动投军，参加战斗。这个命令下达之后，许多人都嗤之以鼻：主动投军，也就意味着主动送死，谁会这么傻呢?偏偏刘裕就这么傻，他主动要求上前线，并且很快如愿了。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作为刘裕的领导，孙无终还是很会看人的，早在刘裕给他做司马的时候，他就曾对刘裕说过，你这个人面相上带着杀气，将来必定是一方枭雄，我这里肯定留不住你。等刘裕决定上前线的时候，孙无终又一次帮了刘裕，他把刘裕推荐给了自己的好友——身为前线主帅的刘牢之。刘牢之顺水推舟，给老朋友一个面子，安排刘裕在自己麾下做了一个小军官。刘裕从此开始崭露头角。孙恩起义之所以强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恩手里有当时东晋最精锐的水军，最大的战船，长达50多米，远远胜于东晋政府军的战船。北府军虽然在陆战中，足够和北方最精锐的骑兵抗衡，但是到了水里就大大逊色了。这时候只是个小军官的刘裕发现了孙恩部队战船的毛病：船大了，就不灵活。在他参加的第一场战斗里，他就带领一小队士兵乘坐小船突击，竟然一举凿沉了孙恩的大船，此举一下子撼动了前线。之后的数次战斗中，他更是身先士卒，冲杀敌阵，屡屡立下战功。他还很有计谋，比如在海盐之战里，他用疑兵之计，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成功吓跑了企图偷袭的孙恩。东晋稳定了战线，他的官职也节节高升，东征孙恩之战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是北府军中重要的将领。值得一提的是，比起淝水之战时期，那支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虎狼之师，这时候的北府军，无论是战斗力还是作战素质，都大大退化了。不但没有当年与北方骑兵交手时一往无前的气概，军队里的将领，还经常纵容士兵抢掠，甚至杀良冒功。只有刘裕的军队例外，他的军队纪律依旧严明，与民秋毫无犯，是当时北府军中的一大另类。

另类的刘裕，很快迎来了人生里的另一个考验，在孙恩之乱接近平定的时候，摇摇欲坠的东晋政权，又发生了内讧。公元402年，荆州刺史桓玄突然发难，率军一路东进，攻克了东晋的都城建康，废掉了晋朝皇帝，改国号为“楚”。这个桓玄，就是赫赫有名的东晋权臣桓温的儿子，比起他一辈子都没胆量篡位的老爹来，桓玄胆大包天，不但篡位成功，更开始了对东晋重臣们的清算，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战功卓著的北府军统帅刘牢之。刘牢之可以说是当时东晋的第一战神，在淝水之战中，正是他率军奋勇冲锋，把苻坚的80万大军冲得大溃，成就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斗。沙场上勇猛，官场上却窝囊，桓玄篡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剥夺了刘牢之的兵权，然后又逼刘牢之自尽，一代名将，最后含冤上吊。杀刘牢之，桓玄等于把整个北府军都得罪了，在北府军中，刘牢之好比这支部队的再生父母，是这支强大军队的缔造者，他蒙冤身死，让整个北府军从此视桓玄为“死仇”。对刘裕而言，刘牢之对他有知遇之恩，平定孙恩的时候，刘牢之很赏识刘裕，正是因为他的大力提拔，刘裕才成为了一个高级将领。如今恩人被害，换作任何人都会怒火万丈，但刘裕此时却表现出难得的冷静，他知道自己此时的实力，根本无法和桓玄抗衡，所以人在屋檐下，也就只好低头了，桓玄篡权之后，刘裕主动向桓玄表示投靠。他的投靠，在桓玄看来有很重要的意义，强大的北府军，一直让桓玄如鲠在喉，而今得到了北府军中的重要人物刘裕，也就等于瓦解了这支军队。所以桓玄非常高兴，对刘裕的招待很优厚，不但经常邀请他饮宴，刘裕要装备要钱粮，桓玄也很大方地一一满足。当时桓玄身边的许多人，都劝桓玄趁机除掉刘裕，如果桓玄是一个守成之主，他也许会这样做，可桓玄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对属下说，我要成就大事，就必须重用刘裕，特别是他日横扫北方，刘裕肯定是一把杀敌的利器。也就是说，在桓玄的理想里，称帝只是第一步，他要做的还有自己父亲毕生夙愿：收复北方，统一华夏。

但是桓玄没有想到，刘裕这把“利器”下手的第一个目标，竟然就是他自己。在投靠桓玄的这段时间里，刘裕一直养精蓄锐。为了表达对桓玄的效忠，他主动把自己的许多部下遣散到了别处，比如他把自己的亲信何无忌派到了庆阳，同宗兄弟刘毅派到了广陵。广陵此时是桓玄的弟弟桓弘的地盘，派刘毅过去，似乎是让自己的亲信，处于桓玄势力的监控之下。表面看，刘裕是在主动肢解自己的军队，表示自己毫无反对桓玄之心，事实上，他是给桓玄埋下了无数颗定时炸弹。到了公元405年二月，这几颗炸弹终于爆炸了，是年，刘毅在广陵起兵，杀掉了桓玄的弟弟桓弘，桓玄政权的一大臂膀，就这样给砍掉了。与此同时，刘裕也在京口发难，趁着桓玄打猎的机会发动政变，一举杀死了桓玄的堂兄桓修。如此一来，桓玄的羽翼顿时被斩掉了，势单力孤的桓玄，仓皇之下连忙逃跑到了荆州。之后刘裕乘胜追击，檄文各省，声讨桓玄的罪状，东晋的各派势力眼看桓玄倒台，纷纷表示支持刘裕，争着做墙头草。这场原本势力悬殊的较量，因为刘裕的缜密筹划，至此已经掌握了主动权。随后刘裕带兵进入了建康城，被推举为反对桓玄篡位的“盟主”。到了公元405年四月，凭借着“拥戴东晋”的名义以及迅速扩充的军队，刘裕彻底消灭了桓玄的势力，并且掌控了建康的局势。次年三月，刘裕扶持晋安帝复位，这时候的刘裕，已经官升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俨然成为了国家柱石，确切点说，是国家的权臣。

对于当时的东晋王朝来说，无论是刘裕赢还是桓玄赢，都是没有区别的，因为不管谁赢，东晋的皇帝都差不多是傀儡。但是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说，刘裕和桓玄的这一场较量，意义却远远超过了改朝换代。桓玄是东晋权臣桓温的儿子，世代名门望族，在三国至西晋的漫长历史中，世家大族一直垄断着国家高位，出身不好只能靠边站。然而在这场争夺大权的内战里，最后靠边站的，却是身为世家大族的桓玄，得到胜利的，是出身寒微的刘裕，这对于整个南朝乃至整个中国的政治结构，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从这以后，寒门不再是依附于世家大族的附庸，他们本身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甚至足够获得国家的最高权力，这场政变对整个国家的冲击，无论是政治观念方面，还是国家政权构成方面，都是非常深远的。

刘裕这段时期的所作所为，确立了他在东晋朝廷里的“忠臣”形象，在当时世家大族眼里，刘裕是东晋王朝的拯救者，甚至在后来编修《资治通鉴》的司马光眼里，刘裕也是“再造东晋”的绝对功臣。然而刘裕的真实目标，绝不是再造东晋，而是再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政权。

刘裕能够在短短5年里，在世家大族当道的东晋，从一个普通的小军官，一跃成为把持国家大权的权臣，这在中国历史中本来就属于奇迹，放在当时，更可以说是神话。而就刘裕本身而言，做到这个是不奇怪的，首先，刘裕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所依托的，是一个强大的北府军军人集团。东晋南迁后，为了稳定统治，对江南的世家大族大力笼络，而南迁到北方的汉人，尤其是军人阶层，虽然担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但是他们的身份一直是被边缘化的，始终不能进入国家权力层的核心。所以即使是出身不同的军人，也希望国家政权中，能够出现一个替他们说话的人。从身份而言，刘裕是能被他们接受的，他自己就是北府军的成员，更是南迁北方汉人的后代，这两条就足够让他获得北府军官兵的认同。而且，刘裕为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谋而后动”，从年轻的时候，他就属于那种心眼非常多的人，一件事没有把握，他绝对不去做，他决定要做的事情，必然是经过了长期的筹划，哪怕为此需要暂时忍受失败。比如在对付桓玄的过程里，刘裕一是能算计，最后把桓玄算计死了，二是能忍，卖身投靠，曲意逢迎，到最后背后捅刀子，全套动作一气呵成，丝毫不留破绽。这样的人，做一个把持大权的权臣，都有些屈才，做皇帝，也是完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