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怎样开始做“九不恶”?他又怎样做到?朗声一笑容易，条条付诸实施可就难了。在这之前，他本是草头百姓，家中闹饥荒，父兄横死，无奈之下出来闯世界。先做僧人，后来僧人做不下去，投奔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得到赏识成为爱将，却屡次卷入当地红巾军的权力斗争中，终于下定决心提兵另闯天地。之后步步为营建立“根据地”，及至打下南京，有了自己的地盘，等来了元末第一谋士刘基。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虽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历代争天下，最终得势的多是世家豪族，所谓农民起义，虽喧嚣一时，却免不了给别人做嫁衣裳，逃不了覆灭的厄运。

从大泽乡起义至元末，一代代有人揭竿而起，一代代重复相同的失败，根由恰是“九恶”难改。之所以难改，应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一句话：“农民起义之所以重复相同的失败，只因为他们是农民起义。”

既是“农民起义”，招兵买马，自然脱不了古代各类怪力乱神，所谓“明教”“白莲教”甚嚣尘上，自然为“读书人”所不齿，也自然多瞧不起“读书人”，于是“亵渎圣人之道”也就正常。起义者多是官逼民反的贫民，既敢起义，心中自然有恨，有恨则仇富，仇富则免不了滥杀滥抢。起义领导者也多为“草寇”，有长远眼光的不多，于是更“杀伐无度”。庄稼汉出身的农民，从将领到士兵，皆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除却少数无师自通的军事天才，大多数是乌合之众。起义多是自发，没有明确的纲领与目标，一旦遇挫，自然内部涣散，分崩离析，各支起义队伍所属不同，既无眼光，自然计较眼前利益，自相残杀也就不奇怪……所谓“九恶”，换位思考，发生在农民起义身上，却是正常。

但“正常”的后果很严重，滥杀的结果是民心丧失，失民心，如何得天下，“亵渎圣人之道”看似快意，但封建社会，朝廷是上层建筑，“读书人”和“中小地主”是基石，基石坍塌，又怎能成大业?

所以封建社会历代“反封建”的农民起义领袖，面前只有两个选择：一，覆灭;二，决裂“反封建”的身份，成为“封建主”。两个选择间命运拐点的信号灯，就是这来自农民起义自身的弱点，无法避免的“九恶”。

刘基之所以选择了朱元璋，就是因为“九恶”，朱元璋之前已经避免了一些。

比如“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起初的朱元璋也曾轻视文人，但是自招纳了李善长后，开始着力笼络知识分子。其军队每攻下一城，必设“礼贤馆”，用以招纳知识分子。对当地的名士才俊，更是软硬兼施，试图收为己用，刘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朱元璋身边的。“攻伐无度，形同流寇”这条也极力避免，从白手起家至占据南京，可谓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且采用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耐心壮大自己的实力。“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这条，朱元璋也是另类，从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晋升为吴国公开始，他就在所辖的淮西地区推行屯田之策，占领南京后，又将此政策推广至南京地区。其部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人，更为不世出的名将，所谓“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虽有存在，却不严重。在当时的“众豪杰”里，论“九不恶”，朱元璋无疑是做得最好的。

但是，要得天下，这些还远远不够。作为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战胜“九恶”，化“九恶”为“九不恶”，是需要有与其出身，乃至劣行，勇敢决裂的勇气，战胜自己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