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我觉得在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时候，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 1997 年的7 月1 号，我们也不妨回到那一天，还记得那一天您 是怎么度过的吗？

曾荫权：那天是非常忙的，还有又下雨，天气不太好。心情是比较紧张一 点，很多新的面孔当天见到。香港殖民地已经一百多年了，离开 母体那么久，现在是复返大家庭的时候，有一点紧张，应该是正 常的。

杨澜：宣誓的时候，心情怎么样？

曾荫权：很激动的，很激动的，这是回归母体，这是愿望很多年，准备工 作做了很多，有点兴奋，有多少紧张的，但是蛮好的。

杨澜：那天您去教堂了吗？

曾荫权：我每天都有去。

杨澜：每天都有去。所以那天也会特别有祷告吧。

曾荫权：当然心里有啊，最重要香港要顺利过渡，香港人要增强本身的 信心，对将来要继续地努力，当然这是我们祷告的目的，最主要 的目的。

在香港市民眼中，曾荫权最醒目的形象标志无疑是他的领结：在任何公 开场合亮相，他总是戴着蝴蝶型的领结，从不戴领带。按他自己的说法， 这是因为系领结速度快、效率高，而且不会使自己显得太矮。领结的英 文是bowtie，因此香港人私下总是亲切地称呼他"煲呔曾"。 对领结的偏爱使很多香港市民认为：曾荫权极具个性色彩、不像其他官 员那样沉闷，是一种开明的表现。

曾荫权：我摆在一起，四个架子，一个架子25 个，一共100 个。今天带一 个，明天这个，这是二个，但是呢，如果是我有重要的场合，我就 喜欢带比较鲜艳，红色绿色的东西。

杨澜：但是像1998 年在金融风暴中，要击退国际炒家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选一个什么幸运的颜色？

曾荫权：战斗的颜色。

杨澜：什么颜色？

曾荫权：红色。

杨澜：红色，所以红色是喜庆的颜色，也是战斗的颜色，对您来说。

曾荫权：就是。

就在香港回归一年之后，曾荫权迎来他政治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决斗。

1997年8 月，亚洲金融危机蔓延到香港，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炒家 大量抛售港元，恒生指数一年中狂跌一万点。1998年8月，"金融大鳄" 再次发动大规模抛售港元行动，香港经济和当时执掌特区财政大权的 曾荫权的仕途都陷入危机。

杨澜：这十年以来，你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当然第一个最大的挑战就 是1998 年的金融风暴。再回想到当时的那几天，心里有什么样 的感慨？

曾荫权：很痛苦，很痛苦，第一我要克服的是，是不是当时的市场已经破坏 了，不会正常地运作这是最重要的，我感觉是的，可能不能做生意 了，能不能做生意了，还有香港最后的结果什么样我不清楚，可 能是很惨的。

香港一直奉行自由经济政策，不直接干预金融市场是历届政府恪守的 "金科玉律"。索罗斯由此认定，香港政府不会采取直接措施救市，并宣 称："港府必败"。

最后关头，作为港府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决定动用外汇储备，入市对抗 金融炒家，并声明：愿承担一切责任。入市不久，学者、商界纷纷指责特 区政府破了先例，曾荫权更是众矢之的。

在与金融大鳄较量且输赢未卜的那些天，曾荫权几度失眠、几度落泪。

杨澜：你也说过当时决定要动用储备资金，入市干预的时候，你经过 了很激烈的思想的斗争，当然一个方面是有金融的风险在，另 一个方面就是对于您过去一直相信，政府积极不干预这样的一 种市场政策，是一种叛逆吗？

曾荫权：没有办法了，当时我感觉这是惟一的方法，

杨澜：但是当时的压力大到你会落泪吗？

曾荫权：当然有几天，当时我自己认为香港努力的基础，就在我的手中 输了怎么办，还有一个最重要最重要我们香港特区政府刚刚开 始，这个事情如果我做得不好影响一国两制，外国人对一国两 制的信心，还有中央对一国两制的信心，那么对我讲是很重要 的事情，从经济的原因，从政府的角度，不能够允许我们金融制 度垮台，这个不行的，所以一定要面对的事实，要不寻常的办法 来做了。

杨澜：您知道吗？在1999 年的时候，我采访过乔治?索罗斯。他当时为 自己的行为辩解说呢，他说他认为他是一只狼，他会把羊群里 比较弱的羊吃掉，这样羊群可以更好地发展。所以他是要为他 当时阻击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货币有这样的一个辩解。

曾荫权：但是我不知道谁是羊，可能他是羊，他弱是他，不是我们。他讲 的轻松，但是影响的是老百姓，千千万万的人，受苦的不少。这 个不是游戏，这个是关于整个亚洲区民生的问题。

经过两个星期的较量，国际炒家撤离香港市场，香港经济转危为安。 在这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金融大战中，曾荫权一战成名，将香港 经济带出谷底，在市民中的支持率迅速上升。可以说，是他强硬果断又 善于应变、内敛低调又敢于承担的行事风格，成就了这桩得民心之举； 而这种风格的养成，自然与这位"港产公务员"的传奇经历不无关 系-

- 警察的孩子早当家

曾荫权祖籍山东济宁，后来祖辈从山东迁至广东南海，祖父一代又定居 香港。1944年，曾荫权出生在香港一个普通警察家庭，兄妹6 人，家境 贫寒。作为长子，曾荫权不仅要多干家务，而且经常要接受父亲的"棍棒 教育"。

曾荫权：我的父亲对我的要求很严格的，当时不止是他，一般的香港居 民是一样的，我住的地方是宿舍，全部是警察，我父亲是警察， 所以全部每一家是警察的，警察小孩子就每天受打的。

杨澜：警察的孩子会受打吗？

曾荫权：警察有的是，一般是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但是也习惯了打起来，父母有责任应该做的事情。

杨澜：因为你是长子，所以挨打的机会比较多对不对？

曾荫权：他告诉我一点重要的建议，建议给一份工作做，一定要做得好。 做得满意，做到最后，不能中途放弃，中途放弃就不允许，我爸 爸是不允许的。所以对我的影响很深，反正我现在做事的习惯 是这样。

1964 年，20岁的曾荫权考取香港大学建筑系。而就在此时母亲积劳成 疾，年仅51岁就病逝了。看着年幼的弟妹，曾荫权决定放弃学业，帮助 父亲挣钱养家。

曾荫权：我妈妈是很聪明的，忘我地照顾我，所以理解我心理的情况。但 是呢，她很早地去世，这个对我影响也不少。我在这个家是老 大，责任很强，弟弟妹妹希望他们继续上大学，要做好做哥哥的 责任。

杨澜：所以那时候你决定也作出自我的牺牲，就明明考取大学，但是没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