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藐予小子竟然被评为一级，这实在令我诚惶诚恐。后来听说，常在一个餐厅里吃饭的几位教授，出于善意的又介乎可理解与不可理解之间的心理，背后赐给我一个诨名，曰“一级”。只要我一走进食堂，有人就窃窃私语，会心而笑：“一级来了!”我不怪这些同事，同他们比起来，无论是年龄或学术造诣，我都逊一筹，起个把诨名是应该的。这是由于我的运气好吗?也许是的，但是我知道，背后有一个人在，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锡予先生。

俗话说：“福不双至。”可是1956年，我竟然“福真双至”。“一级”之外，我又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这是中国一个读书人至高无上的称号，从人数之少来说，比起封建时代的“金榜题名”来，还要难得多。除了名以外，还有颇为丰厚的津贴，真可谓“名利双收”。至于是否还有人给我再起什么诨号，我不得而知，就是有的话，我也会一笑置之。

总之，在我刚过不惑之年没有几年的时候，还只能算是一个老青年，一个中国读书人所能指望的最高的荣誉和利益，就都已稳稳地拿到手中。我是一个颇有点自知之明的人，我知道，我所以能够做到这一步，与锡予先生不声不响地提携是分不开的。说到我自己的努力，不能说一点没有，但那是次要的事。至于机遇，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但那更是次要之次要，微不足道了。

从1956年起直到1964年锡予先生逝世不知道经过了多少运动，到了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而登峰造极。在这些运动中，在历次的提升提级的活动中，我的表现都还算过得去。我真好像是淡泊名利，与人无争，至今还在燕园内外有令人满意的口碑。难道我真就这样好吗?我的道德就这样高吗?不，不是的。我虽然不敢把自己归入完人之列，因为除了替自己考虑外，我还能考虑别人。我绝对反对曹操的哲学：“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但我也绝非圣贤，七情六欲，样样都有；私心杂念，一应俱全。可是，既然在名利两个方面，我早已达到了顶峰，我还有什么可争的呢?难道我真想去“九天揽月，五洋捉鳖”吗?我之所以能够获得少许美名，其势然也。如果说我是“浪得虚名”，也是并不冤枉的。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锡予先生，我能得到这一点点美名吗?

所以，我现在只能这样说，我之所以崇敬锡予先生，忆念锡予先生，除了那一些冠冕堂皇的表面理由以外，还有我内心深处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的动机。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不谬托自己是锡予先生的知己，我只能说锡予先生是我的知己。我平生要感谢的师辈和友辈，颇有地位，尽管我对我这一生并不完全满意，但是有了这样的师友，我可以说是不虚此生了。

我自己现在已经是垂暮之年，活得早早超过了我的期望。因为我的父母都只活了四十多岁，因此，我的最高期望是活到五十岁。可是，到了今天已超过这个最高期望已经快到四十年了。我虽老迈但还没有昏聩。曹孟德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窃不自量力，大有“老骥伏枥，志在万里”之势。在学术研究方面，我还有不少的计划，这些计划是否切合实际，可另作别论，可我确实没有攀登八宝山的计划，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但愿我回忆中那一点最亮的光点，能够照亮我前进的道路。

1997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