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有根，水有源。我这一次广东之行的根源就是石景宜博士。因此，我先谈景宜先生。

景宜先生是广东佛山人，仅仅小我三岁，也已到了耄耋之年。据说，他年幼时，家庭并不富裕，完全靠自学成才。他很早就到香港去谋生，从事出版事业和书籍发行工作，以及其他一些企业活动。由于勤苦努力，又经营有方，终于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事业日益兴旺发达，如日中天，晃耀辉煌，照亮了香港的一隅。

像石老这样的成功的企业家，在香港为数颇多，资产大于他的也不在少数。然而石景宜毕竟是石景宜。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也同许多香港企业家是一样的。可是他表达这种热爱的方式，却是与众不同，完全不同的，他筚路蓝缕，独辟蹊径，他用他自己所掌握所拥有的文化载体的书籍，来表达自己的拳拳爱国的赤子之心。他为自己的儿子们每个人安排了一个事业基础，但是，告诉他们，他不管有多少遗产，绝不再留给他们。他自己一生艰苦创业，终于有成。他的儿子们也只能以他为榜样，靠个人努力奋斗，达到养家报国的目的，他绝不把他们培养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汉。他热爱祖国和人民，绝不停留在空洞的口号或愿望上，而是有实际行动的，他的行动就表现在努力支持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上。支持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其道也绝非只有一端。香港的爱国企业家，有的为祖国大学盖房子，修图书馆；有的设立奖金，奖励学生和教员。殊途同归，都受到了热烈的赞扬。而石老走的则完全是另外一条路：他购买书籍，赠送给大陆和台湾各大学图书馆。根据约略的统计，十几年来，石老把五十余万册大陆出版的书籍，运送到台湾，分送那里的大学图书馆；又把台湾出版的三百余万册书籍，运来大陆，分赠给许多大学的图书馆。这么多的书籍是怎样选购的，又是怎样分送的，其间过程我完全不清楚。但是，这样繁重艰巨的工作，必然耗费石老大量的精力，则是不言而喻的。

说到台湾版的书籍，大陆读者难免有些疑惑难解。我现在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来解释几句。对于这一件事情，我以前也是毫无所知的。1994年至1995年将近两年的时间，我每天跑一趟北京大学图书馆，为的是搜集《糖史》的资料。炎夏严冬，风雨无阻。我经常到的地方是善本部阅览室和教员阅览室。在善本部里，我除了借几本善本书外，大多数时间是翻检《四库全书》。在教员阅览室里则是钻进楼上楼下两间书库，书库面积极大，书架林立，一般的书籍几乎应有尽有。大约有十几万种。我逐架逐层审视每一种书的书名，估计有我想搜集的资料，则取下逐页翻检，抄录下来。在炎夏之时，屋内温度至少也有三十七八度。此时炎阳与电灯共明，书香与汗臭齐发。我已汗流浃背，而毫无知觉，几已进入忘我之境，对别人或已苦不堪言，我则其乐融融也。在翻检群书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台版的书对我用处极大，用起来极为省力。原来中国古代诗人学者的全集，全为木版印刷，卷帙繁多，编排虽有秩序，翻检实极困难；而台湾学者和出版家则将这些文集分拆开来，编成大套的丛书，分门别类，一目了然。如“中华文史丛书”之类的丛书，种类颇多，大大地有利于读者，而刊印并不十分困难。我常一个人胡思乱想，几十年来，大陆学者和出版家，忙于开会，写检讨，忙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天王圣明，臣罪当死”，真话与假话并列。虽然也有一定的好处，但究竟浪费了过多的时间和笔墨纸张。相形之下，我们真不能不认真反思了。石老运到大陆来的书，不完全属于丛书，我提出丛书，不过略举一例而已。我的意思是想说明，石老运来的书，对大陆学者是十分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