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为什么只有中国高僧才能发展佛教义理，才能“倒流”回印度去，这要从中国人民的精神素质着眼才能解答。在四五千年的文化史上，中国人民表现出极高的智慧和极大的创造能力。这是人人皆知的历史事实，无待赘述。中国人善于思考，又勤于思考。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是综合的，有别于西方人的分析。他们探讨理论，往往从实际需要出发，不像西方人那样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连极端抽象的数学，中国古代数学史也表现出来了这个特点。《含光传·系》认为印度人“念性”，而中国人“解性”，实在是深中肯綮。这一点我在上面仔细分析过了，这里不再重复。梁启超对中国人智力方面特点的观察，我看也值得我们重视。他在《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那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人的“独悟”问题。他举的例子中有一个是晋代高僧道生。道生孤明先发，立善不受报和顿悟义，他认为一阐提人皆有佛性，因而受到旧学僧党的责难。后来《大般涅槃经》从印度传来中国，里面果然提到一阐提人皆有佛性，与道生之说若合符契。梁启超认为“大乘教理多由独悟”。他由此想到中国人富于研究心，中国人有“创作之能”。见《饮冰室佛学论集》，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第11页。他这些意见同《含光传·系》里的意见，几乎完全相同，足征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这就是独有中国高僧能发展印度佛教义理，“倒流”回印度去的原因。

我探讨佛教“倒流”问题，到此结束。

1991年12月21日写毕

补充

文章写完，偶检佛典，又看到一点资料，与本文有关，亟录之，以作补充。

《景德传灯录》五，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师，法嗣四十三人，其中有“西印度堀多三藏”介绍原文如下：

西域堀多三藏者，天竺人也。东游韶阳见六祖。于言下契悟。后游五台，至定襄县历村，见一僧结庵而坐。三藏问曰：“汝独坐奚为?”曰：“观静。”三藏曰：“观者何人?静者何物?”其僧作礼问曰：“此理何如?”三藏曰：“汝何不自观自静。”彼僧茫然，莫知所对……三藏曰：“我西域最下招者，不堕此见。兀然空坐，于道何益?”……三藏后不知所终。51,237a。

如果这段记载可靠的话，那么，在顿悟大师慧能座下也已有了印度的传法弟子了。《列子》与佛典《列子》与佛典本文原题为《〈列子〉与佛典——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测》，编入本书时改为现标题。——编者注

《列子》是一部伪书，自来学者少有异议。自唐柳宗元，宋高似孙、黄震、朱熹、叶大庆，明宋濂，清姚际恒、钱大昕、钮树玉、姚鼐、何治运、俞正燮、吴德旋、汪继培，下至章炳麟、陈三立、梁启超、顾实、马叙伦、陈文波、冯友兰、王德箴柳宗元，见《柳河东集》卷四，《辩列子》。高似孙，见《子略》，顾颉刚校，第58页。黄震，见《慈谿黄氏日抄》卷五十五，《读诸子》：《列子》。朱熹，见《朱子全书》卷五十八。叶大庆，见《考古质疑》卷三(见《海山仙馆丛书》)。宋濂，见《诸子辨》，顾颉刚标点，第三版，第15～16页。姚际恒，见《古今伪书考》，顾颉刚校点，第54～56页。钱大昕，见《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释氏轮回之说》。钮树玉，见《匪石先生文集》卷下，《列子跋》。姚鼐，见《惜抱轩文后集》卷二，《跋列子》(见《四部备要》)。何治运，见《何氏学》卷四，《书列子后》。龠正燮，见《癸巳存稿》卷十，《火浣布》说。吴德旋，见《初月楼文续钞》，《辨列子》。汪继培，见《列子张注》卷八，附《释文》卷二，汪继培序(见《湖海楼丛书》)。章炳麟，见《菿汉昌言》卷四。陈三立，见《东方杂志》第14卷第九号，《读列子》。梁启超、顾实，见霍世休《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文学》中国文学研究专号第1053页注〔8〕。马叙伦，见《国故》第1～3期，《列子伪书考》(又见《天马山房丛书》)。陈文波，见《清华学报》第一卷第一期，《伪造列子者之一证》 (又见《古史辨》第四册)。冯友兰，见《中国哲学史》下册，第619页。王德箴，见《先秦学术思想史》，第5l页。，有的认为《列子》本有其书，只是经过了后人的增窜；有的认为全书都是伪造的。怀疑的程度虽然不同，但大家都认为《列子》是一部伪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