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实实的话，我本可以成为一个逍遥自在的逍遥派，痛痛快快地混上几年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爷赋予了我一个犟劲，我敢于仗义执言。如果我身上还有点什么值得称扬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这一点犟劲。不管我身上有多少毛病，有这点犟劲，就颇值得自慰了，我这一生也就算是没有白生了。我在逍遥中，冷眼旁观，越看越觉得北大那一位炙手可热的“老佛爷”倒行逆施，执掌全校财政大权，对力量微弱的对立派疯狂镇压，甚至断水断电，纵容手下喽啰用长矛刺杀校外来的中学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并不真懂什么这路线，那路线，然而牛劲一发，拍案而起，毅然决然参加了“老佛爷”对立面的那一派“革命组织”。“老佛爷”的心狠手毒是有名的。我几乎把自己一条老命赔上。详情书中都有叙述，我在这里就不再啰嗦了。

不加入一派则已，一旦加入，则派性就如大毒蛇，把我缠得紧紧的，说话行事都失去了理性。十年浩劫一过，天日重明；但是，人们心中的派性仍然留下了或浓或淡的痕迹，稍不留意，就会显露出来。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多半是十年浩劫中的对立面，批斗过我，诬蔑过我，审讯过我，踢打过我。他们中的许多人好像有点愧悔之意。我认为，这些人都是好同志，同我一样，一时糊涂油蒙了心，干出了一些不太合乎理性的勾当。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真理。如果让这些本来是好人的人知道了，我抽屉里面藏着一部《牛棚杂忆》，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是秋后算账派，私立黑账，准备日后打击报复。我的书中虽然没有写出名字——我是有意这样做的——，但是，当事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对号入座，易如反掌。怀着这样惴惴不安的心理，我们怎么能同桌共事呢?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局面，所以我才虽把书写出却秘而不宣。

那么，你为什么干脆不写这样一部书呢?这话问得对，问得正中要害。

实际上，我最初确实没有写这样一部书的打算。否则，十年浩劫正式结束于1976年，我的书16年以后到了1992年才写，中间隔了这样许多年，所为何来?这16年是我反思、观察、困惑、期待的期间。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我的希望——，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

我的脑筋一旦开了窍，我就感到当事人处理这一场灾难的方式有问题。粗一点比细一点好，此话未必毫无道理。但是，我认为，我们粗过了头。我在上面已经说到，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受蒙蔽的。就算是受蒙蔽吧，也应该在这个千载难遇的机会中受到足够的教训，提高自己的水平，免得以后再重蹈覆辙。这样的机会恐怕以后再难碰到了。何况在那些打砸抢分子中，确有一些禽兽不如的坏人。这些坏人比好人有本领，“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常用的词儿：变色龙，这一批坏人就正是变色龙。他们一看风头不对，立即改变颜色。有的伪装成正人君子，有的变为某将军、某领导的东床快婿，在这一张大伞下躲避了起来。有的鼓其如簧之舌，施展出纵横捭阖的伎俩，暂时韬晦，窥探时机，有朝一日风雷动，他们又成了人上人。此等人野心大，点子多，深通厚黑之学，擅长拍马之术。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潜在的癌细胞，迟早必将扩张的。我们当时放过了这些人，实在是埋藏了后患。我甚至怀疑，今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总起来看，是安定团结的，大有希望的。但是社会上道德水平有问题，许多地方的政府中风气不正，有不少人素质不高，若仔细追踪其根源，恐怕同十年浩劫的余毒有关，同上面提到的这些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