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必须还要啰嗦上一阵子。

我不能就到此住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六七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有关这一次所谓“革命”的一些问题。特别在我撰写《牛棚杂忆》的过程中，我考虑得更为集中，更为认真。这可以算是我自己的“余思”或者“反思”吧。

我思考了一些什么问题呢?

首先是：吸取了教训没有?

世人都认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决没有再争论的必要。在这一场空前绝后(我但愿如此)的浩劫中，我们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所受的损失可谓大矣。这一笔账实在没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罢。我们不是常说，寻求知识，得到经验或教训，都要付出学费吗?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可是，我们付出的学费已经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们求得的知识，得到的经验或教训在哪里呢?

我的回答是：没有，一点也没有。

我个人一向认为，“十年浩劫”是总结教训的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是亿金难买的“反面教员”。从这一个“教员”那里，我们能够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训：把教训一转化，就能成为正面的经验。无论是教训还是经验，对我们进一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都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干，空空错过了这一个恐怕难以再来的绝好机会。有什么人说：“文革”已经过去了，可以不必再管它了。

因此，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文革”过去了没有?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真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革”并没有过去。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已经过去了；但是，如果细致地观察一下，情况恰恰相反。你问一问参加过“文革”，特别是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如果他们肯而且敢讲实话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还有一肚子气没有发泄出来。今天的青年人情况可能不同。他们对“文革”不了解，听讲“文革”，如听海外奇谈。我觉得值得忧虑的正是这一点。他们昧于前车之鉴，谁能保证，他们将来不会干出类似的事情来呢?至于中老年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一提“文革”，无不余怒未息，牢骚满腹。我不可能会见百分之百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我敢保证，至少绝大部分人是这样子。

至于为创建新中国立过功而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们觉悟高，又能宽宏大度，可能同知识分子不同。我接触的老干部不多，不敢乱说。但是，我想起了一件小而含义深远的事儿，不妨说上一说。记得是在1978年，全国政协恢复活动后，我在友谊宾馆碰到一位参加革命很久的，在文艺界极负盛名的老干部，“文革”前，我们同是全国政协社会科学组的成员。十多年不见，他见了我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文革’证明了：‘士可杀，亦可辱。’”说罢，哈哈大笑。他是笑呢，还是哭?我却一点也笑不起来。在这位老干部心中，有多少郁积的痛苦，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有这种想法的，决不止这个老干部一人。我个人就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古代的所谓“士”，绝大部分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士可杀，不可辱”，这一句话表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传统。我们比起外国知识分子来，在这方面更为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