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有些人因为特别漂亮或者高大改变了命运一样，我与众的一个小小不同也改变了我的命运。现在我生活在四川成都（远离家乡），职业是一名文化记者（与医院毫不相干），业余时间喜欢写作小说（读者寥寥无几）。写作是坐牢。写作每天把我关在屋子里。我不觉得这是愉快的。但我知道，如果让我每天出门，去办公室上班，去各种公共场所——茶馆、酒吧、夜总会——跟一些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谈天说地，那样的话我会更不愉快。没有谁想有意为难我。不是这样的。问题是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需要别人适应或理解的种种习惯，甚至毛病。对我来说，我要忍受自己和自己的那些问题已经让我感到够困难了，更不要说去忍受别人的。

总的说，我是个比较形而上的人，相信命运，喜欢神秘和伤情的东西。在生活中，除了个别隐秘的异性朋友和少有的文学知己外，我几乎没有朋友，也没什么特别忘不掉的过去。曾经有个叫林达的西宁姑娘，在与她交往间我感到的一些事情，算是我多年来少有的难忘经历。对她，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我似乎既希望她走进（进一步走进）我的生活，又觉得这样对她不公平。坦率说，除了她生的病让我略微感到有点怪异外，我觉得她是我遇到的最安静、最迷恋男人的姑娘，她朴素的容貌远远替代不了她内心的恬美。由于她身体原因，或者我的疑虑和软弱，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因素，她没有再回到成都来，而是留在西宁。开头半年，我们时常有书信和电话的联系，随着时间推移我们联系越来越稀疏，等翻过年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为此我曾留下了这样两句话——

凭着空间的力量，我们都变了隐形人凭着时间的力量，我们都成了薄情人

现在，一年多过去了，这段时间里我的生活和内心都发生了些不小的变化，不变的是依旧在被我的命运牵着走，依旧在爱着，恨着，烦着，活着。变也好，不变也罢，我想这都是我命运的一部分，所以也不值得拿出来说。

现在夜深人静，我正在北京西郊的一家宾馆里想着我即将写完的一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刚刚才离我而去，房间里甚至还残留着他落下的气味：我最敏感的医院的气味。这个人可以说是林达病情的一部分，我作为林达病情的知情者，我们相识似乎在所难免。在我小说里，我们是在乡下一家简陋的卫生所里认识的——

大雨过后的下午，我的头像记忆中一样地疼痛起来，我没有犹豫地吞了两颗阿司匹林便上了床，准备让睡眠一贯地把疼痛忘却，赶走。但疼痛越来越烈，到了傍晚，我感觉我要死了，无限的疼痛像条疯狗一样在我身上、体内，甚至在血液里上蹿下跳，狂吠不停。在愤恨和恐惧中，我迷迷糊糊来到了小镇上惟一能解除痛苦的地方：乡卫生所。因为长期头痛，这里没有谁我是不认识的，所以，虽然我头痛得睁不开眼，但他一开腔，我就听出是个新来的，他的声音男不男女不女的，像喉咙给谁掐住了似的。我睁开眼看，医生的座位上居然坐着一个小孩。

“医生呢？”

“我就是医生。”

“我的天呐，快喊医生来！”

“现在没有其他医生，如果你瞧不起我可以走。不过你想过了没有，我一个侏儒能坐在这里，就说明我医术非凡，信不信由你，信就说，哪里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