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里拿了一些其他客户的标书作为参考，研究技术应答书变成我每日工作的组成部分。所谓的技术应答书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文件，客户方面提出对设备的具体技术需求，一条条地列在那里，要求厂商回答。

厂商怎么回答呢，在没看到第一份应答书之前我的脑子里还真没组织出具体的词句。说“我能”？“我一定能”？好像不太专业。

看了示范性的标书之后知道，原来是要说“满足”或者“支持”，有的还说“理解并支持”，我觉得这个有点蛇足，既然支持，那么肯定理解；难道还有谁会说“不理解并支持”的吗？

可你还真别说，日后我看到过回答“理解并不支持”的厂商，具体名字我忘了。不知道他是粗心打错了字还是想诚心质疑客户提出的技术需求。

喜欢和文字较劲，是我的一个大毛病。

有天晚上我和老海加班，我应老海的要求把格式修改了几遍的标书再一次打印出来。

老海看了一会儿，说：“这个文字好像还是不对。”

我又看了一遍说：“没什么问题啊。”

他说：“还是觉得不好，再改一下。”

疲惫无比的我觉得他成功地触摸了我的底线：“我对我的这个标书负责。”我说。

之后我们争了起来，一度很僵。

办公室里只有那个质量不大好的日光灯镇流器在嗡嗡作响。

过了一会儿，他说：“走吧，兄弟，吃饭去。”

在那个已近打烊而几乎空无一人的蟹先生饭店里，我们聊了很多。我记得后来两人好像还喝了两杯，就像两个尽释前嫌的老朋友。

老樊

忘了是思科的哪个老板有过一句名言，说每天工作再累、心情再委屈，只要回家打开电脑看看思科的股价，就什么都有了。

当时思科的股价还在上升期，每天创新高变成一件大家很习惯的事情。因此，那时满世界到处开会在思科也变得顺理成章。

那年冬天在海南三亚开全国工程师大会。

思科开内部会议的传统是普通员工两人共享一个标准间，老板可以单间。每到这种时候，选择和谁同居变成一件挺微妙的事情：第一，选择范围有限。一般共享房间的都是团队里面的同事；第二，各自生活习惯未知。是否抽烟、睡觉时是否打呼噜、晚上是否磨牙等等平时彼此毫不相干的生活细节对于同居的那几个晚上却变得非常重要。

那次的会议我和老樊同住，当时工程师团队里也只有我们俩抽烟。

和老樊在房间里边抽烟边聊天是我一直以来的美好回忆。记得那时聊些各自的工作感受，接触的有趣人物，以及团队里面的人事琐事。老樊谈事情一直很含蓄，但我问问题也很执著，结果到最后老樊总能坏笑着默许我的推断。

我说：“没想到，就这么几个人也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

老樊沧桑地说：“自古有人处便有纠葛，没什么奇怪的。”过了一会儿，又说，“不过你还好，地处偏远，够不着。”

我说：“两个人也有不少麻烦。”

老樊长叹一口气：“都差不多。咳，看在思科股票的分儿上吧。”

老江

亚龙湾的凯莱酒店有自己的专有沙滩。晚饭后我一个人到沙滩上走，海水一遍遍从脚上掠过，清凉而刺激。我到沙滩边的小卖部买了一个椰青，躺到凉椅上用吸管慢慢地喝。

我给家人打了几个电话，海风渐渐地凉起来了。

回到房间，发现老樊不在。周围几个房间的同事也都不见踪影，打手机也没人接。日间好像听他们说附近有一个叫做兴隆的小镇，那里到了晚间会有精彩的表演。

想起这个，我顿时心痒难耐，深悔刚才不该独自跑到海滩去。

坐卧不安了一晚，老樊回来了。见我就问：“刚才你跑哪里去了，打你电话也一直忙音。”

我眼睛发绿地问他：“你们去兴隆啦？”

老樊的矜持表情又来了，他笑着说：“一般一般，没什么特别的。”

又说：“别急别急，还有第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