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我似有所悟，老包又说：“跟客户的某个领导关系太近了也不一定就是好事，如果此人和其他领导有龌龊，那么将来的某天你也会成为这个领导的陪葬。关系的把握是要有分寸的，要做到明里若即若离而暗里重点突出。你看，黄浦江里面那些大货轮停泊的时候都要找个锚墩吧？”老包耐心地说，“那个锚墩不需要挨个船去打招呼说来我这儿停，它只需要让别人知道这一片只有它最可靠就行了。船自然会来。”

老包

过了几天，老包打了个电话给我，说林总最近要进京一趟，叫我安排一下大家一起到那边碰个头，他到时也会过去。我觉得这个机会挺好，一般人在异地的时候会脱离原来固有的角色习惯，从而可以创造一些比较好的谈话机会。之后老包似乎不经意地提了一句，还有一个朋友也会一起去，是原来合作过的代理的老板。

直到现在，我心里一直有的一个隐隐的疑问才有了答案。为什么老包愿意这样深地参与到我的项目中来？之前的我曾经几次试探，老包均含糊其辞说都是自己兄弟不用说这些。现在我明白了，心中释然而安定：在一个商业社会，以经济规则操作的事情远比以所谓交情操作的事情更靠谱，至少我是这么想的。随着老包把这个谜底揭开，这件事情的利益链条便完美地连接起来了，我觉得这样挺好。

我和老包各自乘坐的飞机前后脚到达首都机场，在等他的一段时间里，我跑到机场二楼的一个茶座要了一壶普洱。抽着烟，喝着醇厚而有些古旧气息的普洱，看着那个娴熟演示茶艺的心不在焉的小姑娘，我觉得最近一直有点飘忽的心态开始像刚才的飞机那样慢慢降落了：你看，穿过看似复杂的云雾，其实跑道就清清楚楚地在你脚下。

林总

我以自己的名义在国贸订了两间房，我和老包各居其一。入住之后，老包过来跟我抽烟聊天。说刚跟林总通了电话，他要晚上才到。我们俩到附近的一家生意很好的茶餐厅吃了晚饭，还优哉游哉地在中国大酒店前面的地下名品街晃悠了一会儿。约莫八点钟的样子，老包又给林总去了个电话，说是到了。我们打车来到昆仑饭店，在大堂里等了大约一个小时后，林总出现在大堂。他手里拎着个普通的购物纸袋，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行李。看到迎上去的我们，林总走过来握手，然后说不好意思马上要和人谈点事情，老包说没事儿没事儿，我们等着。林总说：“那就晚一点电话联络吧。”

林总走后，我和老包百无聊赖地陷在大堂的沙发里闲聊。老包笑着问：“你知道他那个纸袋里拎着的是什么吗？”

我笑了，说：“我也觉得奇怪，总不见得他老人家出个差还要拎着牙膏和毛巾吧。”

老包告诉我，林总每个月都会拎着这样一个纸袋进京来和人谈事情。作为他们这样一家体制灵活背景神秘的公司，有很多事情是不像大公司那样听起来冠冕堂皇教条死板的。

酒店的大堂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人们大多面色轻松对即将到来的一段时间充满期待。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面上反射出巨大吊灯的影子，一个默默工作的清洁工推着一把宽大的墩布从上面划过，那上面的图案顿时迷离起来。

老包

在老包的建议下，我们又跑到一个洗脚城消磨了无聊的几个小时。躺在那张并不舒适的床上，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和老包聊着天，心理暗自盘算着这次出差的费用。突然间，我有一种感觉，好像自己稀里糊涂地登上了一列终点未明的地铁，车越开越快，我却只能看着窗外的一片漆黑茫然无措。

约莫12点的样子，老包的电话响了。老包马上转换了刚才还慵懒的腔调精神抖擞地和林总交谈，电话那边好像在游移不定，老包则坚持盛情邀请，后来老包说：“您别说了，我们马上就到那里等您，不见不散，就这样啦。”他半命令的语气还是透着亲热。

之后老包引路，我们打车来到一条安静的小街。下车后，我四处张望，周围除了一个门脸很小的地方亮着幽暗的灯光之外，别无其他明显的商铺，各色大小轿车倒是密密麻麻挤满了小街两边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