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也许参加这样的“酒宴”比较多，他受“颠罚为奖”的启发，对那些受贿的贪官别开生路，不是“处罚”，而是“奖励”。你贪什么，就奖你什么，你贪多少，就给你奖多少，当场在金銮殿上“兑现奖励”，让你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把奖品背回去。但这处罚也罢奖励也罢，要搞得你面子非常难堪、心里非常受伤。

有长孙顺德者，人家来求他办事，他收了别人的贿赂绢绸数十匹。这事被太宗知道了，于是叫“办公室”的文秘人员发“通知”，要求五品以上文武官员，某月某日准时到金銮殿里“开大会”，会议重要，不得迟误。文武官员整整齐齐地坐在台下，专心致志地听太宗作“重要讲话”，太宗没讲别的，只是“通报”长孙顺德的受贿情况，末了，唐太宗问：“长孙顺德受贿数十匹，这说明了什么？……同志们，我问你们呢？这说明了什么？”下面诚惶诚恐，不敢做声，唐太宗便大声说：“这说明了长孙顺德家里缺乏绸缎啊！好，你家缺绸缎，我就奖给你绸缎。”唐太宗叫人搬来许多绸缎，一股脑地压到长孙顺德的背上，叫他亲自背回去。长孙顺德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欲卸不敢，欲背不能，僵在那里，恨不得钻地缝。周围百官看到这模样窃窃私笑，一个个站在那里看把戏，真是羞煞了长孙顺德。后来，还有像长孙一般作奸犯科的，如右卫将军陈万福，大搞索拿卡要，索取了驿站数石麦麸，唐太宗也是以这种方式给予奖励，叫他当着大家的面担几石麦麸，从金銮大道一步一步担回家去。

唐太宗的方法看上去“很温柔”，其实比“挨枪杆子”更让人难受。唐太宗直白地对人说：“人生性灵，得绢甚于刑戮，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唐太宗对人性的洞悉相当深刻。人都是有羞耻心的，没有羞耻心，不就是禽兽了吗？得唐太宗衣钵的，后世大概要算清朝的雍正了，雍正将要“处理”年羹尧之际，有不识相的钱名世还在使劲地为年羹尧“歌功颂德”，“极尽谄媚，应革职，交刑部从重治罪”。刑部果然从快从严搞“严打”，判决立斩，并连族连坐，让雍正来“审批”，雍正却出人意料，给了钱名世一条“活路”：不杀，“革去职务，发回原籍，朕书‘名教罪人’四字，令该地方官制匾额，张挂所居之宅”。让钱氏及其家族一辈子乃至数辈子都抬不起头，做不起人。给人精神行刑，真是厉害啊！

唐太宗用这方法来反贪腐，效果虽好，却是无法效法的。在操作层面上，这事最少要满足三个条件：一者，必须开大会搞斗争，这条件好说，我们动不动就开会，干什么事情都难，开个会不难；二是贪官所贪必须为实物，比如绢缎比如麦麸比如大包小包大礼包什么的，这让他当搬运工才有好看，但现在一张卡一个信封，放在贪官肩头背回去，起不到表演与示众的效果；三是必须为小额数目，若人家一贪就是百万千万，你还贪什么奖什么吗？你还贪多少奖多少吗？那贪官们会笑傻。

对待贪污犯或者其他犯罪，是让大家戳其背心，还是让一颗子弹穿其膛心？这两者到底谁轻谁重？我们姑且撇开这两者谁更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话题，单从唐太宗施行这个方法的出发点来“研究一下”。唐太宗这个方法是立足于人是有荣辱感的。是人，都有荣辱感，如唐太宗所说，没有荣辱感了，那不是禽兽了吗？基于这一点，唐太宗与雍正便在人的荣辱感上做文章，利用人的荣辱感来“讲政治，讲正气”，来反腐败来倡廉政。他们叫贪官背回赃物，或在其门楣上刻门匾，或在其脸蛋上刺黑字，目的是培养其“耻感”，当人的“耻感”树起来了，那么“慎独”意识也许就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