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序 在革命与婚姻之间/彭青

一九五0年的婚事 作者:马步升


马步升总是以个性化的方式,表达他对现实与历史的解释,表达他对于人性的深刻感悟和体察,表达他对文学应该关心的问题的深刻思索。从《女人狱》到《青白盐》,他的长篇小说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含量越来越丰富,尤其是新近出版的32万字的长篇小说《一九五零年的婚事》,其思想内涵和艺术创造更上了一个台阶,这部小说的时间跨度只有短短的一年,从一九五0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到一九五一年的三月,马步升站在历史的高点上,重新审视革命、婚姻这些重大的问题,他对这些问题的写作是“敞开”,而不是“遮蔽”。这样的写作是需要良知和勇气的。《一九五零年的婚事》主题比较含蓄,在革命与浪漫激情的背后,作家所要揭示的主题是:在革命英雄赫赫战功、革命功臣耀眼的光环背后,遮蔽了多少历史的真相?残酷的斗争并不仅仅局限于敌我之间,更重要的是存在于对人民的误杀和对真相的掩盖,以及在革命成功之后,享受既得利益的只能是极少一部分人,更多的为革命付出青春的普通士兵依然享受不到家庭与婚姻的温馨。权利在革命初定的年代是绝对的,缺少法律的约束。一旦一个人拥有权力,那就意味着可以享受特权,可以随意左右他人命运。中国当代文学在经过了赞歌式的对革命英雄人物的叙述之后,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对革命的英雄人物的塑造打破了这种赞美式的叙述,解构了英雄的神圣与崇高,塑造了真实、可信、可感的英雄形象,例如,常发、姜大牙、李云龙等,这些人物身上虽然充满了匪气与霸气,但仍然不失英雄本色。在《一九五零年的婚事》中,马步升所塑造的马赶山、祁如山等革命英雄,他们在对待婚姻的问题上,则显示出这些“英雄”的另一面,作者试图要让读者透过革命与婚姻的表象,反思、追问革命的真正目的与意义。

《一九五零年的婚事》的叙述地在“子午县”,富有浓郁的陇东地域特色。子午县县长马赶山15岁参加红军,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一名老资历的革命者,解放后,担任了子午县第一任县长。马赶山在家中有老婆,在县城有年轻美貌的医生姚妙妙相伴,在泥阳地区有开羊肉店的风骚老板娘投怀送抱。马赶山走到哪里都不缺女人,因为他有赫赫战功,又是位高权重的县长。子午党委副书记古里在革命胜利后,遗弃自己的结发妻子,同来自大城市的有文化、时髦漂亮的女干部柳姿结为夫妻。在一次袭击战中,古里的部下将刘及第残酷地杀害了无辜的妇女及孩子,共计7口人命。马赶山为古里遮盖了真相,古里的思想包袱彻底丢掉了。作者是用象征的手法来写古里的思想变化的,因为杀了无辜的妇孺,他因为有思想包袱,阳痿了,在马赶山的庇护下,他的思想包袱解除后,他男人的雄风便重振了。地委书记祁如山更是一位老革命者,他将投奔革命而来的美貌知识女性当晚就占有了,演绎了所谓“英雄美人”精彩一幕。可是,那些没有职权的老兵却依然打着光棍,依然忍受着孤独与寂寞的煎熬。两种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婚姻法》颁布后,许多经历了不幸婚姻的农村妇女为了追求幸福和自由,大批量来到县城,希望离婚,并找到幸福家庭。马赶山对这些妇女的要求不但不予安抚、调节,反而动用公安力量,将这些来到县城的妇女整编成几队,让她们承受牛马一样的重体力劳动,这些小脚女人在这种残酷的劳动面前乖乖低头,不得不跟随自己的丈夫回到了那个不如意的家。在这种简单、粗暴的干涉中,《婚姻法》的落实在子午县就这样化为泡影。

马赶山、祁如山如果单从从表面看,是两位具有铮铮铁骨的英雄人物。但是,透过这些表象,从深层去看问题的本质,我们才能体会到作者的良苦用心,马步升是用反讽的艺术手法塑造人物形象,马赶山、祁如山们越是豪爽、越是权倾一方,反而显示出他们的狭隘与恣肆,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代表了极少数人的利益。马赶山、祁如山的英雄壮举和感情发展到了极点,往往会以完全相反的方式表现出来,他们的这种行为恰恰和广大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在这样的叙述中,作者完成了对英雄人物的解构,他们由革命英雄和革命功臣,一步步蜕变为谋求私利的利益集团。再从人性人性的高度分析,古里对于残酷的杀害无辜,没有任何的忏悔,这是人性之恶、灵魂卑劣的表现。忏悔是灵魂高贵的象征,忏悔的聂赫留朵夫、忏悔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忏悔的卢梭等灵魂,它们在痛苦和煎熬中蜕变得更为高贵和完美。而古里的自我解脱,轻易地将灵魂放逐到低贱者的行列当中。透过此处,我们看到马步升对人性问题思考的高度。

《一九五零年的婚事》的叙述语言采用的是普通话,而人物对话则运用大量陇东方言,并且与人物身份、环境一一对应,显得生动、别致、富有韵味。马步升用一种饱含着热爱、赞美或是幽默的方式在为地道的陇东民间语言立传。马步升小说语言不是诗性的,也没有过多辞藻的修饰。但他的语言鲜活、生动、形象、贴切,写出了民间语言的传神之处。要体会其中的妙处,需要反复阅读与揣摩,才能感受到陇东民间语言无穷的魅力。也许,有的读者初次读马步升小说的时候,或许会感到其语言格调不高,不够文雅,似乎还缺少美感。但是,当你了解了民间、了解了民间语言的鲜活,而且,作者把这种语言准确、传神地用到人物身上,并符合人物的身份后,你的这种感觉就会改变。小说之所以逼真,语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马步升的小说创作显然受到中国古典小说的熏陶与涵养。多年来,马步升追求语言的纯粹美与形象美,在他20多年的的写作实践中,至始至终,他都把语言的鲜活与灵动作为文学追求的目标之一。他的文学语言已经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特别是陇东方言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透过和革命与婚姻,作者用文学的表现方式,展示的是史家的眼光与境界。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放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去审视,我们在肯定革命成绩的同时,应该反省革命成功之后存在的种种问题。而这样的反省与思考,对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有着深远的警示意义。今天,中国各阶层明显分化,贫富悬殊差距进一步加大,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不单单体现在改革开放之后,在新中国革命成功的初期就已经显出端倪,这是《一九五零年的婚事》透露给读者的一份信息,这样的写作需要勇气、良知和担当。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九五零年的婚事》绝不是颂扬革命与英雄的作品。中国当代文学中充斥了太多颂扬革命与英雄的的作品,这些作品或多或少遮蔽了历史的真相,也把读者引向“一片光明”的误区。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九五零年的婚事》是有其独特价值和贡献之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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