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贵为首富，但刘永行却仿佛是胆小谨慎的化身。他的东方希望虽然越做越大、商机无限，但刘永行尽力控制冲动的欲望，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主业。虽然之后刘永行还涉足了化工、金融等领域，但是农牧业一直是他的第一业务。在2007年新希望集团亿元的销售收入中，农牧产业占据了92%以上的比重。

尽管投资了民生银行等上市公司，但刘永行对上市一直意兴阑珊。刘永行解释说，一个是之前做饲料业一直不缺钱，所以无须融资；一个是过于宽松的资金容易让人的头脑膨胀，自己用钱紧一点最好。刘永行一直不同意进入二级市场，他说：“如果我从二级市场上得到几十个亿，我会很害怕。”

对政商关系退避三舍

在中国，政商关系是一个很复杂和敏感的问题。商业与政治难以完全分割，关键是保持合适的距离。太近了，可以得到红顶商人的巨大便利，但最终往往没有什么好下场；太远了，则太阳永远照不进现实，你会成为荒漠中无人理睬、自生自灭的野草。

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但商人群体目前过于弱小，无法介入此过程，也很难影响决策过程，只有遵守执行的义务。冯仑告诫道：“听党的话，跟政府走，否则你的企业根本没办法发展。”

刘永行兄弟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中“听话”的典范。他们每一步发展都配合着政府的政策节奏，从不钻政府政策的空子，让政府处于被动之中，从而也让家族生意能避开政策调控的锋芒。比如1982年，四兄弟打算到农村养鸡之前，特地找到当时的县委书记询问，回乡创业“要不要得？”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又正儿八经地向单位打报告申请辞职，辞职报告直打到四川省副省长那里才有了确切的批示；1992年，刘氏兄弟计划成立私营企业集团，也特地向国家工商局打报告，直到国家工商局批准才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1993年，刘氏四兄弟有了成立一家民营银行的想法，就与41位政协委员共同提案，建议政府批准成立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家投资、主要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银行。直到3年以后国务院才批准，刘氏兄弟才当上民生银行的主要股东……

对于企业家与官员的关系，刘永行一直以来都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有时故意退避三舍。刘永行认为，民营企业同当地政府官员拉私人关系是短期行为，企业家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如何把企业培养成优秀企业。因为任何地区的政府领导都要发展经济，企业发展是绝对的，同领导的关系只是相对的，如何把企业的业绩变为地方领导的政绩，使二者形成互利关系，建立企业在社会生存上的相对优势，这才是企业的长远策略。

刘永行的“官场哲学”在短期内影响了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路径。因为“房地产需要大量的（内幕）交易，需要不断地吃饭喝酒送礼”，他最后放弃进入地产业；同样，因为“要耗费大量精力去跑证监会，跑这个部门，跑那个部门”，他至今都没有上市打算。

超前半步避免绊倒

尽管刘永行小心翼翼，但在这方面却不小心触动了“雷区”。

2003年是火热的一年。外有“中国制造”所产生的对外贸易的强劲拉动，内有以房地产为龙头所引发的旺盛内需，中国经济呈现不可遏止的上升势头。而与此相伴的，是对上游能源的空前饥渴。经过“抓大放小”后产生的大型国有企业，占据着绝大多数上游资源的垄断地位，由此出现了效益大涨、繁荣似锦的景象。据资料显示，1998年，国企盈利仅为213亿元，5年后便狂升至令人瞠目结舌的4769亿元。中国铝业便是这些国有垄断企业之一。而在2006年中国500强企业中，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只占总数的8%，资产总值占总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