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动效率来说，美国显然比中国要技高一筹。首先，美国政府内除了既有分工协作外，其外交行动主要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统筹。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它完全不受美国国会的限制，其行动可以跨部门而不受繁文缛节的制约。加上政府关键部门的一把手都身处其中，例如国务卿、国防部部长、三军总参谋长、情报部门主管、安全部门主管、财政部部长等，使部门间的情报和信息交流畅通，高效而保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得意之作就是尼克松任的破冰之旅。如果当时这个外交政策的变化必须通过正常的话，估计就麻烦大了。

其实，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这样的组织。清朝于1729年（雍正七年）设立的军机处，功能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类似，在处理西北军务如攻打准噶尔和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快速敏捷，行动得当，是清朝在西北取得军事胜利的一大原因。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二个特点在于其只做统筹和决策，但不负责具体实施。具体的外交、军事和经济手段，则由各统管部门的主管领军，其他部门配合。牵涉经济制裁的事情由财政部挑头，外交斡旋由国务院主管，军事恐吓由五角大楼负责，破坏渗透则由中情局和战区特种部队指挥部包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当然，美国和中国国情不同。美国政府很大一部分功能在于管理世界而不是内政，所以它的实际经验很强，如果中国要想在国际上来玩大国游戏，虚心向美国学习，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一课。

最后一个环节，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与美国媒体的良性互动。讲究新闻自由的美国媒体在配合美国政府上面，往往担当着很重要的角色。比如对巴基斯坦的发难，就是以《新闻周刊》的封面故事——《巴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是巴基斯坦而非伊拉克》见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2007年10月21日封面主题报道：“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不是伊拉克，而是巴基斯坦”。来揭幕的。该文谈到了巴基斯坦核武器的危险性，建议美国出兵控制核武 。媒体为将来可能的军事行动等美国政府行为，预设好美国国内民意的认同框架。

美国的媒体运作是通过各种基金会支持的思想库，以及各大学的研究项目养活的研究人员在媒体上提供“专家”意见，来控制民众对议题的理解。当这些拿着利益集团提供的资金的谋士，挂着大学教授等似乎很中立、很有学问的头衔出现时，民众就比较容易接受他们的灌输。而这些观点如果是从“非政府”的新闻媒体讲出来，就更显得是那么回事了。而等到政府再出来“接受”这些专家的建议时，那么这个政府行为对于老百姓来说就是很理性很合理了。

中国在这些方面还有很多经验要学，很多工夫要下。不仅在国内舆论上是这样，在国际舆论上也是如此。比如对西方读者来说，中国香港的媒体就比内地的媒体更容易被接受。而香港或者新加坡的大学和研究所的专家发表的观点，让西方人士听起来也更像那么回事。

二十三

其实中国在汶川大地震后成立的抗震救灾指挥部，就具有很高的效率。通过总理和副总理挂帅，由一个政府部门牵头，加上其他各相关部门，跨越军队、武警、公安、民政、外交、财政等部门来处理一个相关的问题，避免了各部门的官僚习气，使办事效率大幅提高。当然这个指挥部是应急而生，但如果能由此产生出一个常规的架构，将为中国政府未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提供有效的应对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