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坤一也算是重量级的实权人物了，但对幕友某人假“小军机”的敲诈勒索，只有乖乖掏钱的分。清代的大才子纪晓岚曾作过一首调侃“小军机”的诗：“流水是车龙是马，主人如虎仆如狐。昂然直入军机处，低问中堂到也无。”可见“小军机”的大权势。所以，若说“清代与大小军机共天下”，我认为也是说得通的。

至于郭嵩焘提到的“胥吏”，则是一个寄生在正式权力系统内部的隐权力集团，又称书吏，指在中央或地方政府处理文书的办事员，不属于正式的国家干部，流品极卑。“与胥吏共天下”，这是清代的官僚制越来越僵化、官僚集团越来越昏庸无能、权力运行越来越程式化的结果。据《清稗类钞》记载，清代的中央各部，“每办一案，堂官（各部首长）委之司官（各部属官），司官委之书吏，书吏检阅成案比照律，呈之司官，司官略加润色，呈之堂官，堂官若不驳斥，则此案定矣。”

独裁的君主不会希望出现一个自作聪明的官僚系统，这种流水作业式的权力运转，当然是君主求之不得的。只是如此一来，处于权力链条最底端的书吏却有了机会窃柄自重、挟律行私、作威作福。使人不能不畏，比如地方大员奏销办公经费，部吏往往会借口数目不对，将奏销报告打回去重做，地方官不堪其累，只好重金贿赂他们。甚至出现了“州县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卿贰督抚曰可，部吏曰不可，斯不可矣”、“天子曰可，部吏曰不可，其不可者亦半焉”的局面。所以晚清封疆大吏胡林翼干脆说：“六部之胥，无异宰相之柄。”此言恰好拿来作郭氏“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论的注脚。

“偏房的陷阱”

我们从汉代一路看过来，不难发现：另立“偏房”架空“正室”之权、借重隐权力集团钳制正式的官僚系统，正是历代君主搞独裁的不二法门。

皇帝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对付官僚系统，这是因为，从汉唐至明清，在完成政治现代化之前的中国，对君主独裁权力构成最大制约的不可能是民主、宪政，而是一个复杂、完备、科层化的官僚系统，因为权力在科层化结构中流动，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规范性、程序性的规制，科层化越高，权力受到的规制就越大。如果我们把权力比喻为流水，科层化结构就是管道，约束着流水的横冲直撞。权欲旺盛的雄才之主当然难以容忍这些管道分流了权力，于是绕过正式的权力管道系统，利用亲近的私臣组建非正式的简陋的权力容器，因其简陋、非正式，也就更便于人主操纵。

但是，这些临时性质的权力容器难免会慢慢固化、复杂化，甚至变成正式权力管道的一部分，又反过来分化独裁权力。换句话说，“偏房”掌权日久，往往又会演化成“正室”，如汉代的尚书，原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到了唐代，则是名正言顺的宰相机构。后世的君主为了“尽收威柄，一总事权”，又复另设一个易于指挥的权力容器，然而，时过境迁，又重蹈前代“偏房”坐大之覆辙。历史简直给独裁者下了一道反复发作的恶咒。

那些叨念着“大权不可旁落”的独裁者不会明白这样的道理：分散在复杂管道的权力尽管不易为君主任意摆布，但其颠覆性也不高，因为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敢逾越名分的界线，并且受到程序性与规范性的限制；相比之下，摆脱了科层束缚的隐权力虽然便于指使，但一旦失控则如洪水决堤，一发不可收拾。我们看西汉刘彻置内朝捋夺宰相之权，但后来内朝的外戚不仅把持朝政，而且颠覆了西汉；东汉刘秀将三公闲置，倚重尚书台，但尚书台的领袖最后竟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明代的朱元璋干脆废了宰相，启用内阁，但内阁体制也培养出“九千岁”的权力怪胎。

人主欲借“偏房”尽收权柄，殊不知，高度集中的权力更容易被亲近的隐权力集团假借、窃取，只要人主软弱、荒怠，立即太阿倒持，授人以柄。我们姑且称之为“偏房的陷阱”。这也是为什么历代一再发生近臣乱政的根本原因。郭嵩焘认为“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其实，独裁者哪能容忍权力被分寄？只是他们缺乏历史的眼界，看不到独裁的陷阱，最后与“偏房”共天下，乃至被“偏房”毁了天下，也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