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讲，那时改革方案的出台确实有些仓促，也有瑕疵，大家有异议也是可以理解的，争论有助于方案的完善。但从争论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个别同志提出的问题往往集中在局部的细节上，看不到全局。其实，这些问题的背后涉及到的是对发展的根本看法和态度，问题的焦点在于是四平八稳、按部就班，还是勇于创新、加快发展，如何看待改革的成本和风险，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分歧，也是新旧观念的一次剧烈冲撞。事后，我在年终总结时谈到了我的看法：“首先要把加快发展放到第一位，只要条件许可，就要坚决上，哪怕付出一定的代价，也要赢得时间上的主动。今年这个赛季之所以出台这么多改革措施，为的就是抢时间、争取主动。当然这样做有一定风险，但在特定时期四平八稳、按部就班，是会贻误时机的。”

我心里明白，有些反对的理由都是借口。除了一些能摆上台面的理由外，更深一层的原因是，有那么一两个人从骨子里不愿意接受新生事物，更接受不了“外来人”对他们“指手画脚”，觉得改革是动了他们权力的“一亩三分地”。他们本身思想观念就比较封闭，又多年在机关里养尊处优，养成一种小富即安、求稳怕乱、不思进取的习气，办事全凭经验。这种现象发生在体育界并不令人意外。

有个下属曾经跟我抱怨：“李主任，你这是怎么回事？你带着外面的人把什么事情都定了，我们都成了执行部门了。”我回答说：“篮球事业是大家的事业，不应该有内外之分。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就是要用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中心的职能部门难道不是执行部门吗？”事实上，的确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胜任制定规划工作的。当然，我同时也做了大量思想工作，让他们理解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中心分层次做工作，还专门做俱乐部老总的工作，寻求支持，有时也要在非原则问题上做一点妥协，以维护大局。最后在中层以上干部的表决中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赞同。

那几年我一直感觉很累，有些人的观念跟不上，你只能推着他们往前走，否则什么事情都别想办成。好在那个时候我没有顾虑，因为总局的袁伟民局长和李志坚书记都很信任我，我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面对来自中心内部的反对之声，大徐一度心灰意冷、情绪低落，说自己来做这个工作完全是出于对中国篮球的热爱，没想到阻力这么大，干脆走人算了。他想不通，这么好的构想为什么就行不通，他认为我是一把手，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有时对我的妥协也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