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您的理论和认同了您的模式，大概是什么时间？

陈志武：这个可能是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时候，大概1995年~1999年之间，那个时候做了一些研究，并越来越多地在这样一些主流的、最好的学报上发表，这个时候，搞经济学，特别搞金融学方面的人，知道我的人越来越多了，包括美国、日本和欧洲，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等。

问：然后在回国研究中国经济模式的时候，您也在不停地发表文章和评论。第一篇文章是什么时候发表的？

陈志武：第一篇文章应该是2001年12月在《新财富》上发表的。当时写的应该是关于一个证券侵权诉讼的案例。所以现在想起来，2001年12月开始一直到2002年，写的多数中文文章在《新财富》、《财经》等上面刊登。现在可以说，像《新财富》和《财经》，他们所代表的水平，实际上比很多经济学的专业学报都要高得多，所以这就可以告诉你，专业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在中国水平到底有多高，根据这个就可以作一个很简单的判断。

四

陈志武从纯学术研究的职业生涯转入对中国问题、法律问题的研究。在短短几年当中，陈志武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提出解决之道，成为华人经济学家当中一种独特的声音。2004年8月10日，国内知名经济学家郎咸平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指责科龙等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格林柯尔系的掌门人顾雏军在国退民进的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2004年8月17日，顾雏军正式向中国香港高等法院递交诉讼状，以个人名义指控郎咸平对其构成了诽谤罪，由此引发“郎顾之争”。而之后，陈志武发表了多篇文章回应郎咸平，针对“国营”还是“民营”的问题发表了诸多看法。

问：您在国内待的时间也不是很长，跟国内经济学家们的交往密切吗？

陈志武：对，非常多。

问：跟郎咸平先生关系怎么样？

陈志武：跟他现在没什么来往。

问：为什么？以前有来往？

陈志武：以前有来往。因为两年前开始，关于“国退民进”等一些问题，对于他分析和研究的这些现象，我基本上非常的认同。就是说，这个现象在中国各行各业，任何一个领域，都是非常广泛地存在的。现在大家都说学术腐败、医疗腐败等，连这两个任何社会里面最不应该腐败、最应该清白的领域，都开始这么大规模腐败的话，不管是国退民进的过程，还是任何别的牵扯经济利益的过程，中间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我更多地觉得你去抓的这些人，当然其中很多人是应该要被问责，应该要被处罚，要被判刑的，但这些是问题的表面，并不是问题的根本。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最根本的还在于在制度架构上面作一些根本性的调整。换句话说，如果整个国退民进的过程中本身就是不透明的，也没有任何什么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其他的人民代表机构正规地推出相应的法律或者法规，然后通过媒体和这些权力机构直接作这些监督和问责的话，那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因为这是人的本性决定的，你要被提供了这么多空子而不钻，才不理性，是不是。

关于这场交锋，郎咸平认为国退民进有问题，因为出现了大量侵吞国有资产的腐败现象。对此，陈志武进行了系统的反驳：案例研究与学术研究到底有什么不同？国有持股是否是世界普遍现象？民企是否不如国企？对于这次争论中的关键问题，陈志武认为，国退民进才能让中国的企业培养出最强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