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人在报上著文《重提帕帕拉兹》，竭力为1997年戴安娜事件后国人曾一度怒斥过的中国“帕帕拉兹”鸣不平。好像中国的“帕帕拉兹”在报道、炒作名人中还无聊、糟糕得不够，离开了他们，中国或世界就“少了声音”。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

“帕帕拉兹”原本是意大利电影中的一个人名，后来成为西方新闻界专司追踪名人、偷拍名人隐私的记者的代名词。

近来，《四川日报》连续发表4篇评论，对中国当前追踪、炒作文艺圈名人的“娱记”给予了严肃的批评。两相一比较，我又发现所谓西方的“帕帕拉兹”，即中国过去称为的“小报记者”，现在尊为的“娱乐记者”、简称“娱记”的便是!

一说起“娱记”，大凡识过几个字的当今中国人，对他们的情状、行藏、品味就绝不陌生了：成天奔忙于演艺圈、影视界和当时当地最热门的体育赛场，为个中名人写报道、拍照片，偶尔也干一些双方有利、牵线搭桥之类的私活。其中，不乏上层次、有水平、写出高质量报道的大手笔、名记者。然而也确有不少类似旧上海滩无聊小报记者的主儿，常以猎奇的角度、低下的格调、谄媚的口吻、耸人听闻的标题、粗糙俗气的文字、卖弄风骚或故作酷相的照片，去报道那些影星、视星、歌星、笑星、球星和节目主持人的种种生活。比如他们又领了什么角色、获了什么奖项(芝麻大点的也要渲染一番)、写了什么“自传”；新恋了什么朋友、新买了什么别墅、新购了什么小车、新访问了什么国度；爱吃什么菜、爱喝什么酒、爱穿什么时装、爱用什么化妆品：深更半夜爱到什么地方；“三围”是多少、身高是多少、体重是多少、出场费是多少，有多少异性被他(她)的风度、美韵所击倒，下一步可能演什么角色，可能与谁搭档、可能与谁结婚、可能何时生贵子麟儿、可能何时拿大奖等等。我不是说明星们的生活不该报道，也不否认名人报道的新闻价值，只是必须说、郑重其事地说：近些年来这类报道太多了、太滥了，有的太俗了。与其他类别的报道相比，它成了类似相扑运动员那样的肥胖儿，咋看咋别扭。这不仅很多读者反感，就是被报道过的不少明星也同样反感，许多时候对他们的采访避若瘟疫。而对于“娱记”们同样应该开展的“舆论监督”，譬如明星偷税漏税的恶行、道德沦丧的丑态、粗俗不堪的举止、质量低下的演出等等，有报道，却不多、却不深、却不了了之!我这里也不妨套用贾宝玉对林妹妹的一句话：“我心疼都心疼不过来，还敢惹怒你!”

中国的“娱记”与外国的“帕帕拉兹”，其实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西方，十八世纪，当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时候，新闻业也扶摇直上，“帕帕拉兹”便应运而生。它适应了广大市民读报、休闲、猎奇的需要，又为演艺和文化业的发展充当了“催生婆”，起到了“活广告”的商业作用。特别是当后来电影、电视业的出现、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帕帕拉兹”更是走红，他们的视觉又从单一的演艺圈子扩大到文化、体育、宫廷、朝政等各类明星之中。只要有明星的出现，就有帕帕拉兹的跟踪。

我国的“娱记”是近年来各新闻传媒(主要是报纸)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纷纷扩版后迅速衍生和壮大起来的。他们的劳动，对传播信息、活跃版面、争取读者、增强报纸的可读性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娱乐的低层化、表象化、泛滥化，他们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诟病娱记，核心的还是要诟病那些主管娱乐的部门领导、单位领导、行业领导，只有他们在整体宣传的思路上，把握住了娱乐宣传在整个社会宣传中的比重是多少，娱记该安排多少，哪些娱乐性的内容根本不能报道，哪些内容必须限制报道。如此，帕帕拉兹猖獗泛滥的势头才能有效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