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莫罗高票当选共和党参议员，大获全胜。

但是在竞选过程中，莫罗与摩根财团的关系时不时就被媒体和政敌拿出来，大肆奚落和攻击一番。他被描述成“美国大企业的傀儡”，他的候选人资格则被指摘为“华尔街希望通过参议院夺取总统宝座的大阴谋”。

莫罗与摩根的彻底决裂，也让他承受着内心的煎熬。

他疲惫不堪、筋疲力尽。他失眠、头痛，每日要依靠酒精来麻醉神经。

就在莫罗濒临崩溃、想要放弃的时候，他却获得了一场压倒性优势的大胜。

老莫在竞选过程中耗尽了精力。当选参议员后，他已经无力实现政治理想，短短三个月，他一生的自由主义名誉便丧失殆尽：他不顾大萧条，投票反对食品救济，反对军人奖金法案。染上酗酒恶习的他，还极力主张解除美国禁酒令。

1931年9月，莫罗患上了轻度中风；10月5日，在繁重工作和失眠的折磨下，莫罗发生脑溢血，终与纷乱的生活挥手作别。去世前三天，他还自言自语道：“这个世界真是糟透了。”

莫罗去世时还不足60岁，对于他这样一位天才来说是英年早逝，实在可惜。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命运对老莫又是仁义的。这个世界尽管很糟，但其实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莫罗去世不到五个月，他的孙子，林德伯格和安妮的孩子被绑架了。此事也成为整个30年代美国街谈巷议的最热门谈资。

1932年3月1日早晨，在新泽西州霍普韦尔新家的二楼房间里，婴儿床空空荡荡。那天，林德伯格夫妇的儿子——小查尔斯 林德伯格被人从床上抱走，从此再也没有人活着看到过他。

林德伯格绑架案，甚至让身处经济危机中的美国人暂时忘记了大萧条。

为找回孩子，极力避开媒体的安妮和林德伯格，不得不终日生活在聚光灯下。

林德伯格报警后，几个小时之内大批警察和记者闻讯赶来，很快就将房间内的线索“踩踏”得无影无踪。当消息见报后，美国人迸发出一次极为长久的兴奋——这不仅仅是因为绑架案情节波澜起伏、精彩纷呈，更多的是因为身处大萧条中的人们，渴望看到富人悲惨的遭遇来平衡心理。

这让我想到了2009年金融风暴时期的一句流行语“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让我们开心一下”。

实乃跨越时空，异曲同工。

随后，整个美国都被紧急动员起来了：胡佛总统发表了“尽一切努力找到孩子”的声明，新泽西州州长召集了警察会议，议员们都准备好了反绑架提案，好事者不断打探消息、提供情报，街谈巷议的焦点都集中在“孩子”身上……

寻子大戏开始上演：林德伯格夫妇在公开声明中提出豁免绑匪，并找到两位职业惯犯充当中间人与黑社会接触，寻求线索。

3月8日（即绑架案发生一周后），戏中一位主演约翰 康顿博士——一大学讲师——登场亮相。他突发奇想，在布朗克斯区的《家庭消息报》上刊登广告，表示愿意做林德伯格夫妇和绑匪的中间人。

第二天，康顿博士收到了一封信，里面满是德语式的错误拼写。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封上的古怪符号与绑架者留下的敲诈信上的标记完全一致。

3月12日，康顿博士按照绑匪的要求，在杰罗姆大道附近的一个热狗摊边找到了一张便条。上面指示他来到伍德劳恩公墓的入口处，在附近的一张长椅旁，他与“绑匪”直接对话。

据康顿描述，“绑匪”有德国口音，并自称“约翰”。

“约翰”要求林德伯格支付5万美元的赎金。银行捆好纸币，标上号码，由林德伯格陪同康顿，通过一堵圣雷蒙德墓地的暗墙，将赎金交给绑匪。随后，康顿得到一张便条，上写着林德伯格可以在玛莎葡萄园附近的“boad”（单词小船的错误拼写）上找到孩子。

上校两次到达那里，但都没有找到小船。

玩笑开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