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帝制时代，官场上的一些小人物每个月都要给上司送礼，此外还有一些“突发”的礼要送，比如上面那个县官的生日。年节时就更要送了。不过这个时候的馈送一般都有一定“尺寸”，要按上司的官位确定数目。《官场现形记》有下面的记载：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以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甚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此外，还有上司衙门里的幕宾，以及什么监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节，或是到任，应得应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在按规矩送礼这件事上，《官场现形记》中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新任知州瞿耐庵“于上司面上的孝敬，同寅当中的应酬，并没有少人一个，而且笔笔都是照着前任移交的簿子送的”。做下属的为了逢迎讨好上司，必须要有孝敬上司这笔开支，即使勒紧腰带，四处借贷，也要按时如数奉上。

官场上有句话叫：“做官的俸银，不够上司节敬。”由此可知，孝敬上司的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清时有一个官员说他在陕西粮道任内馈送上司的详细情况：将军三节两寿，粮道每次送银八百两，又表礼、水礼八色，门包四十两一次；两都统每节送银二百两，水礼四色；八旗协领八员，每节每员送银二十两，上白米四石；将军、都统又荐家人在仓，或挂名在署，按节分账；抚台分四季致送，每季一千三百两，节寿但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制台按三节致送，每节一千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

当然，不仅仅是上司的礼要送，同辈份之间送礼也是必不可少的。今天他家做寿，明天他家死人，每个月总要有几宗，这就要大家一起凑份子，凑的钱称为“份金”、“份子”。这些同寅间的应酬被认为是“礼不可废”的规矩。《春曹仪式》记有清代礼部衙门中关于此项规矩的一些内容，如：“终岁，同旧僚公会。仪司约旧僚官尊者，敛分举行。同僚及旧僚，遇有庆吊，礼不可废，情不容已者，同司酌量轻重，敛分举行。”表面上看，“凑份子”是人情往来，但在官场中，这种人情有着权力因素，所以渐渐地就形成了一种规矩，很多人都认为它是合情合理、理所当然的事。一首主题为“凑份子”的诗这样写道：“同官同乡请份子，两吊四吊分彼此。为奠为祝为告帮，五百饭资先去矣。都门流落君莫哀，急济会人阄资财。从古长安居不易，再到长安好运来，重请份子原应该。”由此可见，交份子或多或少，反映了官场之中朋友情谊的深浅。

在帝制社会，既然官场应酬如此之多，礼之厚重不言而喻，那么，官场应酬的开销有多大呢？

清朝官员张集馨在福建当汀漳龙道台（汀漳龙地区一把手）时，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带着家眷、兵役、随从等三千多人浩浩荡荡打道回乡，途经漳城，当地为了招待这位前上司，既备酒席，又请戏班，还送上“程敬”（以路费名义送出的礼金），共花去一万两银公款。要知道，此人已经不是官员了，居然还受到如此优待，可想而知，那些在位的官员如果下一次基层，基层官员该拿出多少钱来。

最典型的就是钦差出巡过境，相对于朝廷派来的特派员，其在皇帝面前一言就能决定一个地方官的进退，所以无论你在地方多么位高权重，都成了小人物。钦差一来，小人物就是出大血的时候了。张集馨曾就此记过一笔账：钦差到省之前，首府（省衙门驻地的知府）先填好借支单，到布政使衙门请借接待费二万两银，事毕之后再将经费分摊给各州县，大约每次的摊派总额为三五万两银。钦差出于代表朝廷的身份不肯接收礼金，于是，地方官还要派人直接送到京城钦差的私宅，向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