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亮似信非信地点点头，心里却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小说创作是一件很难用某种特定尺度来衡量的劳作，而更像是一种自我身心的修炼。一个靠从事小说创作维持生计的人，得在“修炼”中悟出很多别人一屑不顾或者是毫无意义的所谓的道理。而这种修炼的技巧和过程往往又是在不经意或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偶然萌发的基于求生本能的一种旁门左道。现如今写小说的人很多，都快赶上进城捞活儿的农民工了，但真正能够以此为生，且活得欢蹦乱跳的却不多。很久以前姚凯曾痴迷地尝试着想做一名诗人，结果他发现一个纯粹的诗人是养活不了自己的，而且要想把自己的痴语变成大众喜好的精神食粮显然也是痴心妄想。在姚凯看来小说家和诗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诗人是自己灵魂的奴役者（强迫症，属精神病的一种），而小说家则是大众灵魂的奴役者，起码是大众群体中的一部分人。这就为自己的生存奠定了可靠有望的基础。至于将来能够成为什么样的小说“家”，他暂时还没有给自己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眼下他尚处在原始积累的初级阶段，无论是作品成就还是个人名气，他都远远还够不上“家”这个既模糊又灿烂的头衔。按照李铁毅的理论，自己现在只是一条没有完成进化衍变的毛虫而已。面对辛波热烈的赞扬和鼓励，他有些云里雾里了，那无数令他心酸、汗颜的往事又一幕幕闪现在眼前。

“嘿嘿……，辛哥，你这么夸我，我都有点晕了！”姚凯一口喝完了杯中的二锅头，接着发出“嗨”的叹息，“说实话，辛哥，我姚凯没什么本事，要不是你们这些朋友哥们儿帮我，我现在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呢。真的，这几年我什么事儿没见过？什么白眼没受过？什么挤对话没听过？”姚凯的神色有些悲壮了，“辛哥，不瞒您说，有段时间我连吃顿盒饭的钱都没了。要不说这穷也能把人穷疯喽！一看见别人大鱼大肉往嘴里塞，我这心里甭提是个什么滋味儿了……”

“那、那你家里亲戚、朋友的不能救济你一下？”辛波有些不解地问。

姚凯摇摇头，眼圈有些泛红了。他轻轻地咳嗽一声，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才又缓缓地说：“我、我，辛哥，不怕您笑话，我是个孤儿。我父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意外去世了。老家的亲戚朋友都特别贫苦，我是吃百家饭长的。我上大学那几年所有的费用都是靠我晚上打工挣的。在这个世界上我几乎没有别的亲人。”姚凯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皮夹子，从里面取出一张照片递给辛波，“这是我四岁那年，爸爸妈妈带我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

这是一张四寸大小的黑白照片。一个年轻的军人和一个少妇带着一个胖乎乎的小孩子。

“他、他们是怎么去世的？”辛波充满同情地问。

“我四岁那年，我父亲带着我和我母亲在一家军工厂支左，造反派武斗的时候，我父亲赶去制止，结果被流弹打死了。母亲成了精神病，不久也去世了。要说起来我应该也算是烈士的遗孤，可‘文革’以后就没人再提这事儿了。我到现在都没弄明白，我父亲到底算不算烈士。唉——”姚凯叹了一口气，端起酒杯，一口灌进了自己的嘴里。

辛波点点头，用一种难以描述的目光注视着姚凯。他现在有些明白了，为什么这个比自己年轻好几岁的家伙能写出如此深刻厚重的小说。记得有个西方的哲学家说过，创建一个人精神世界的一砖一瓦都牢牢刻印着他所经历的人生的每一幕辛酸冷暖，从而奠定了他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认知和感受。看来这个苦瓜确实应该是个明白人。辛波对姚凯开始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和理解。他忽然觉得这是个值得交心的朋友，尽管到目前为止，他跟他只有那么短短几次的交往。

“姚哥们儿，”辛波缓缓地说，“很多人对你们这些搞文学创作的人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仰慕和敬重，那是因为你们、你们对生活比普通人更善于思考琢磨，也更善于用文字去总结和表述。老实说，我挺佩服你的。别看我比你大几岁，眼下混得比你强一点儿，但我觉得我还是能理解你，作为你的朋友，我真心希望你有朝一日能够出人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