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演讲原题为：心理左右下的危机）危机后反思体制的力量

罗杰·梅尔森先生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由于他为机制设计理论奠定了基础，与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共同荣获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如今这项理论在经济学诸多领域已经发挥了核心作用。

我是个理论家，不是宏观经济学家，所以我无法像乔治·阿克洛夫教授那样就详细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我们应该料想到的结果等内容发表高见。这是一场重要的会议，所以我想讲几个大的、重要的问题。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讲述成功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以及中美两国为保持经济增长，各自需要哪种类型的制度变革或改革。

我曾尝试从基础经济学理论的视角，去理解成功的经济增长从何而来。我们可以回顾历史，看看西方在近代早期崛起的秘诀在哪里？今天我们要问的是，最近几十年里我们所看到的不可思议的中国经济增长，其驱动力何在？

应该讲，在探寻西方崛起的秘诀时，有一点确实是有助于解释英格兰以及其他西欧国家在近代早期的崛起：伦敦和喀拉昆仑山之间的距离实在过于遥远，使英格兰避免了被蒙古征服的浩劫。但要真正深入探讨其中的内在机理，我觉得还是要从西方本身的法政体制中找寻答案。我在研究英格兰政体史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机构，历史学家对它大书特书。它确实是英格兰国库充盈的开始，由此英格兰走上了霸权之路。这就是诞生于12世纪的财务法院（theCourtofExchequer）制度。现在财务法院的大法官就是英格兰的财政大臣，故而该法院与财务有关。但还不止这些，这里有一份从理查德·菲茨·耐格尔（RichardFitzNigel）在1180年所著的《财务大臣对话实录》（DialogueoftheExchequer）中摘录的手稿，谈到早期出纳员是如何工作的。

财务大臣（theExchequer）得名于西洋跳棋盘桌布。大家知道，这个机构和钱财有关联，它关系到整个王国的金融审计。他们不停地在出纳员桌面的座钟上贴标签，以便实时跟踪英国君主的财务状况。财务大臣的名字也因出纳员的座钟而来。

然而理查德·菲茨·耐格尔也告诉我们，正如同西洋跳棋盘，在出纳员桌面上也存在着两股针锋相对的势力。而我对成功政治体制的探寻也就从以下开始：谁是参与者，财务法院中相互对立的势力是什么人，以至于他们对于英国整个国家的崛起起到了如此重大的作用。

他说这两位重要的人物分别就是财务大臣和封疆大吏。所谓的“封疆大吏”其实也就是各地的总督，统领英国某个省份。因此这种对立主要是在政府内部这两部分人之间展开。财务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封疆大吏代表的是地方大员。英格兰国王用财务大臣帮他保管钱袋，但却用封疆大吏来治理英格兰，而这些人是各省的总督，还需要处理好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封疆大吏重权在握，在1180年那个时候，他们可以在治下侵吞当地土地所有者的财产以权谋私。为了使英格兰强盛起来，国王必须管束这些总督。封疆大吏的拉丁语是comes，和伯爵是一个词。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这些伯爵后来实际上成了割据一方的贵族。整个国家就此分崩离析。所以国王有必要管束这些地方官。当然他也需要这群comes，也就是封疆大吏们。一旦他们治理有方，假以时日，国王必然重赏他们。为此，这些地方官员就必须通过忠君爱民以期将来得到赏赐。贪赃枉法被抓到则没有好下场。

在现代经济学中，这种奖赏有一个对应术语，叫道德风险租金（moralhazardrent）。我们知道，在一个组织中，如果一个人在短期有了足以中饱私囊的极大权力，只要向他许诺在他长期的职业生涯当中行为得当就会取得高额道德风险租金，那么他们的行为就会中规中矩，不越雷池。但是这一承诺对于整个组织来讲就是一种债务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