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额加出口额对GDP的比值。这六国都呈现出随时间而向上的趋势，这正是全球化的反映。图中显示，虽然中国国内市场的潜在规模巨大，但是中国经济目前的开放程度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或“金砖四国”中的兄弟印度和巴西，并略高于自然资源驱动贸易扩张型的俄罗斯。这种开放程度意味着，拓展世界贸易对中国的可持续增长越来越重要。数据揭示的事实是，中国的出口商品已占据发达国家消费的重要份额，且未来的增长机会十分有限，短期原因是中国的贸易伙伴们目前的财务状况捉襟见肘，在衰退背景下又面临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长期原因是中国的贸易伙伴面临增长率困境。展望接下来的几十年，发达国家2%~3%的增长率可能给中国的出口增速构筑一顶天花板，使其停留在同样的水平。那么，中国在未来几十年要想保持8%~9%的增速，就必须使内需达到同样的增速。内需要实现这样的增长是非常困难的，不过，未来30年对中国来说，内需驱动型增长是一个比出口拉动型增长更为明智、风险更小的选择。

图2

图3比较了上述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除中国外，图中的国家消费占GDP的比重从50%~70%不等。这一范围对应于技术进步程度中等的相对成熟经济体长期最佳增长的索洛（Solow）模型。中国的消费占GDP比重急剧下滑，目前已远低于50%。这反映了中国对出口工业的过度投资，使出口增长过快，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消费者预防性储蓄率过高，消费动力不足。随着中国经济趋向成熟，为了逆转中国消费占比的方向，将其推向与最佳增长一致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必须进行重大的结构调整。

为使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保持在8%~9%的水平，从长远来看，需要怎样做才能将内需增长率提升到所需水平？这里有一张表，列出了我认为的主要障碍。我将依次读完，对每条做简要说明，最后进一步阐述中国经济的风险管理问题及其与内需增长的关系。这些障碍是：低工资和收入差异，中国汇率政策导致进口商品成本高昂，这又影响到国内商品价格和工资水平，鼓励面向国内市场生产和销售的问题；个人消费者面临退休和健康需求的风险，金融领域缺乏透明度，它产生的储蓄和财政风险也会影响内需。

图3

考虑中国的低工资和收入差异问题。虽然中国的城市和沿海地区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短短数十年就从欠发达发展到相当高的收入水平，但是农村和西部地区仍然严重欠发达。结果，大量的中国人仍处于贫困中。世界银行2006~200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2 19亿人（占总人口的16 6%）处于极度贫困中，生活费一天不到1美元，无法负担基本生活必需品，也就是无法产生像样的内需。生活费一天不足2美元的人口是6 2亿，占总人口的47%。这些人负担不起医疗或教育费用，稍有小灾小难对他们来说就是灭顶之灾。中国的基尼系数 收入差异的一种衡量指标 是45%，高于美国、俄罗斯和欧盟，在亚洲是第二高，仅次于尼泊尔。在我所比较的国家中，只有有着贵族特权历史的巴西收入差异高于中国。中国收入差异的根源当然是技术和出口领域的飞速发展，报酬都流向了这些领域的工人和企业主。因为有大量不掌握技能的工人可供选择，工人之间的竞争拉低了入行工资的水平。然而，要想使内需成为主导持续增长的动力，政策必须偏向于提高低技能和非正规渠道（指收入来源不正当、不缴税的所有工作）工人的收入，并靠他们来扩大内需。

当前的挑战是脱贫，尤其是针对农村地区和农民工，要通过提高底层的收入达到这一目的，同时不损害顶层的积极性，以免损及创业精神和生产率爆发的原动力。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包括：提高农村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提供技术工种的岗前培训，规范内部迁移并改善农民工的境况，改善地方政府环境以促进西部和农村地区的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