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全国社保和医保的必要性，正在着手设计这些系统。

难点是按规划迅速开发和实施全国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体系。我将点评这些体系中安置正规渠道外的农村消费者以及农民工的特殊问题。省政府和市政府尚未能提供同样标准的优质服务，所以还需提高地方政府向病人和老人提供服务的效率。

我将更详尽地阐述中国社会和医疗保险存在的特殊问题。1979年以来，中国的保障网络就不断削弱，依赖私人和地方政府的项目导致给消费者提供的服务不足且不均，医疗效果也不佳。就现在的收入水平，中国应该将GDP的更多份额投入社保和医保，通过全国性的政府项目进行必要的再分配，向正规渠道外的农村消费者以及农民工提供应有的支持。

图4

图4给出了世界卫生组织（WHO）2005年世界医疗方面的一些统计数据。这张表包括5个发达国家：美国、瑞士、加拿大、法国和德国，以及高速发展的“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中国这栏是黄色。请注意，从医疗结果来看，在出生时预期寿命和15~60岁间死亡率（因这一年龄段的人是工人和父母而使社会损失较大）这两个指标上，中国较其他金砖三国做得好，但稍逊于加拿大和欧盟国家。美国为老人以外的人提供服务的是一个庞大的私营医疗体系，其医疗结果不如其他视医疗保健为社会责任的发达国家。中国现行的医疗保障体系效仿美国，在千疮百孔的以雇主为单位的系统上架起一个东拼西凑的制度。因此，有一条重要建议是避免重蹈美国粗放式发展医疗行业的覆辙。中国的医生密度、医疗支出占GDP比重、政府负担医疗花费的比例以及人均总医疗支出都非常低。为了达到加拿大、日本或欧洲国家的医疗效果，中国需要使医生密度加倍、医疗支出占GDP比重加倍、显著提高政府负担医疗花费的比例，并彻底改革医疗卫生系统。这将要求医疗行业在未来几十年里经历超高速增长和结构变革。

根据我一直在研究的美国经验，我对中国新社保计划的设计师有几个提醒。首先，无论是公共还是私营的社保和医保，都很难说清楚经济动机。这是资源配置经济学的一个普遍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是，存在这样一种矛盾：让消费者看见他们想要获得的服务的真正边际成本并做出适当反应，同时让他们规避风险 风险共担有可能带来道德风险。为了控制会引起保险市场运行效率低下或失效的逆向选择，有几项保险政策上的选择：

·强制保险或补贴保费

·合同要标准化、规范化

·结合巨灾险（风险最小化最优）和权利（行为最守规矩）

在退休方面，这些政策提出了综合脱贫险、建立自费退休金的机会以及绩效收益。

在医疗方面，这些政策提出巨灾险、用入门利益或惩罚来促动消费者遵从以及通过可观的自付比例（最高可达巨灾级别）来控制道德风险。

在设计中国的全国性社保和医保项目时，农村消费者和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各地收入差距、服务成本和贡献都存在很大差距。如果实行全国统一的保险收益标准，那么农村消费者将承受与其过去收入及当地医疗服务成本不成比例的巨大负担。因此需要调整收益规模，按照消费者现所在地来确定，而不是原籍省份。例如，消费者应该能够在现居住地接受某种特殊病种的治疗，如糖尿病，自付额与其收入挂钩，而与原籍的当地治疗费用无关。这样的系统所要求的重新配置几乎不可能在省一级实现，因而，最佳解决方案就是全国性计划。例如，政府可以向消费者提供代金券，让他们可以在现所在地按与收入挂钩的自付额享受医疗服务。要实现纯正的动机仍会有些问题，但这样的方案将解决1 2亿农民工的切实问题，他们被原籍省份抛弃，又被所在地政府忽略。

阻碍内需稳步增长的最后一道屏障是金融领域缺乏透明度。中国已成功避免卷入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劫难，这很可能是因其对国际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