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汇丰银行重新回到东方。然而，世界格局已经改变：德国、日本沦为被管制的国家，英国、法国也已失去往昔的辉煌。东方格局也已经改变：日本在亚洲的霸权地位被美国取而代之，英国的一系列殖民地走向独立。中国时局也已经改变：国民政府重新回到首都南京，但是中国共产党深入民心，其民望与势力急速扩大。

不过，香港依然由英国占领，虽然蒋介石决定乘此机会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但英国早作谋划，抢先一步重新占领了香港并恢复港英政府。

1946年6月，汇丰银行在香港召开了选举董事的股东大会。大会追认摩尔斯为总经理，同时选举其为董事，董事会又重选他任董事长。

1942年在日本胁迫下签字发行的纸币，成为汇丰银行亟待解决的问题。摩尔斯离开伦敦前，曾与英国殖民部谈过这笔约亿港元（约750万英镑）的“迫签纸币”，汇丰银行决定承付全部非法纸币。汇丰认为，拒绝支付这些钞票将有损银行信誉。

汇丰银行这一举动赢得了人们的好感。这与另一家在上海起家的跨国金融企业―美国国际集团处理上海旧保单事件的方法形成鲜明对比。

1995年，一位“老上海”从箱底拿出新中国成立前投保上海友邦的寿险保单，要求友邦赔付。而友邦基于法律原因不予理赔。虽然友邦现在的广告词说自己是“世界保险巨擘，源自中国”，但它此时则宣称：现在的友邦与新中国成立前的友邦没有法律上的承继关系。金融保险业是经营信用与风险的企业。这个事件一经上海滩的媒体报道出来，不管法理如何，在人情事理上，人们已经认定友邦不负责任。友邦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为挽回其在上海的信誉损失及重建信誉至少用了两年时间。两年之内，原本在上海的业务与市场占有率颇高的友邦保险，一下被同行超越。

汇丰银行这笔约亿港元“迫签纸币”，汇丰在法理上或许同样可以不予承担，但它负起责任予以承付，从而赢得了人们的信任。①

摩尔斯回到香港重整山河。汇丰积极放款给香港的公用事业公司，使它们能尽快正常运转。同时，放款给那些机器、仓库、货物被毁或被盗的一般性行业。摩尔斯宣称：即使缺少担保，汇丰也应给一切享有盛誉的商行以条件宽松的放款，使它们重整旗鼓，同时对新的行业给予一定程度的贷款倾斜。据香港金融学家饶余庆研究：汇丰在战后对香港工业发展融资中，几乎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从而助飞了香港的工业化，也发展壮大了自己。②

1946年3月，汇丰恢复发行钞票。在汇丰、渣打和有利三大发钞行中，汇丰银行发行的钞票在此后十几年中一直占到了总发钞量的90%。

在战后几年里，香港迅速恢复了它作为远东贸易转口港的地位，汇丰在香港的业务也一天天壮大起来。然而，中国时局的发展在汇丰看来，则似乎越来越前景暗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