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的时候，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学美术、历史、音乐、哲学等专业的课程，接触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这是找到自己兴趣的机会。在哲学课开始之前，老师要求我们读尼采的著作，阅读柏拉图的思想，思考辨证的关系。课堂上，我们分成两组讨论什么是辩证法，辩证法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分析尼采，分析亚里士多德，分析柏拉图。对于不同的观点，进行激辩，在一次次的辩论中，我们的价值观不自觉地受到了影响。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哲学系的一个老教授说的话：“知道什么是make a difference（制造不同）吗？想象有两个世界，一个世界中有你，一个世界中没有你，让两者的不同最大，最大化你的影响力，这就是你一生的意义。”

这句话，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那之后，凡是我要作重要的决定，我都会想起这句“让世界不同”的话，从而让我的内心在作出选择的时候更加坚定。

记得有一次，我向老师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哲学课都是西方哲学？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方式研究东方哲学呢？虽然哲学的最终点是一样的，但是西方往往是经过客观、理论、分析的方式，而东方更多的是感性、精神、体验的。探索这两种方式的相似和不同不是能更好地讨论题目吗？后来，很多同学也表示对这方面有兴趣，亚洲各国的崛起也让学校展开了“核心课程”中的“全球化”部分，融入了许多东方哲学和人文的内容。

一般来说，除了音乐专业的院校，美国的综合性大学是不将音乐纳入必修课的，哥大却专门设立了音乐欣赏这门必修课。此前，我从未系统地了解西方的古典音乐，但从上大学开始，西方古典音乐就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我的心。在音乐欣赏课上，老师不只是简单地播放音乐作品，对音乐表现出来的意境进行解读，而是让大家去图书馆寻找作曲家所处的时代背景，理解他作曲时的思想感受，包括作曲家个人情感的故事。

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狂热地爱上了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只有他，能从《天鹅湖》的活泼转换到《第六交响曲》的缠绵，从《第一钢琴协奏曲》的华丽转换到《1812》的壮观。他的作品像戏剧一般感人，像彩虹一样绚丽。在他众多的作品中，《降B小调第六交响曲》最让我感动，其中表达了他的悲伤、希望，他本人也在这部交响曲首演之后几天去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反复呼唤着他的终生挚友梅克夫人的名字，他们两人曾有1 200封书信的往来，但始终没有成为眷属。这段感情故事，让我为之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