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2月31日晚上，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周恩来在此会见并宴请了在京的外国专家。

这是林彪事件后的第一个新春，这是一次久违了的会见和宴请。

对于在中国的外国专家以及外国专家工作者来说，周恩来此举的意义非同寻常。当周恩来举杯向他们祝酒时，他们一个个眼含热泪。

此情此景，周恩来也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他想起了还被关押在监狱中的爱泼斯坦、丘茉莉、柯鲁克……文化大革命以来外国专家工作中表现出来的种种极左倾向和做法，以及在华外国专家的种种遭遇，一幕一幕地在脑海中闪过。

在中国的外国专家，这是一个为中国教育、科技、文化出版和对外宣传事业作出了贡献的特殊群体。50年代，中苏合作的黄金岁月，以苏联专家为主体的在华外国专家队伍曾达数千人。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起来后，十几年精心建立的外专工作被冲得七零八落，处境艰难的周恩来也无法把握外专工作的航向。各级外专工作部门被夺权，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很多外国专家出于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与崇敬，出于对理想主义的追求，也被卷进这场“革命风暴”，有的摔倒在地，有的踉跄爬起，有的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与许多中国人一样，这些外国专家也积极地投身这场运动。戴妮丝，1936年与中国旅法画家李风白结成夫妻、50年代初随丈夫来到中国的法国共产党员。她回忆说：她当初就是因为对毛泽东充满敬佩之意才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她认为毛泽东“有勇气抨击自己领导的政党，目的也许是通过文化革命为这个党洗涤灰尘，使党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于是，“我们有决心为革命的新发展而作出努力，甚至牺牲。”英籍作家韩素音在回忆她“文革”经历的《凤凰再生》一书中也谈到：“毛（泽东）的品质，毛的远见，他对中国以及世界历史的影响吸引了我，使我着了迷。我决心去理解他，理解所发生的一切。”“‘文化大革命’那几年，我要摆脱这种迷恋是不可能的。”

风暴的冲击也就罢了，更险恶的是明知外专工作是周恩来一直在抓，但中央文革一伙别有用心，借外专工作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他们诬蔑外专工作是“崇洋媚外”、“里通外国”，把曾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外国专家打成“特务”、“国际间谍”、“五一六分子”，或批斗，或抓进监狱。

在外国专家遭到迫害的同时，他们的家属子女也受到株连。

德国专家米勒的儿子和女儿毕业后，成了分配上的“老大难”，连当工人的资格都没有。

法国专家西蒙和伊霍雷娜的女儿莫妮克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青春、自由和恋爱的盛大节日”，兴冲冲地从巴黎赶回中国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结果因为带了一本普通的法国爱情小说被冠以“带回淫秽书籍”的罪名投入监狱关押三年之久。

很快，这些革命热情高涨的外国专家就被极左思潮打得晕头转向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小心谨慎、没有什么极端行为的戴妮丝也受到了如瘟疫般的对待。她回忆说：“同事们都和外国人保持距离，躲着我们，甚至渐渐地发展到不和我们讲话了。他们像抛一块骨头一样把工作扔到我们的桌子上，然后扭头就走。”

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周恩来就像汪洋中的一条船，尽一切努力，关怀和保护着这群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过很大贡献的外国专家。

英国专家露丝·史密斯，1922年就加入了英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过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1936年她忍痛告别亲友和孩子，参加由69个国家的反法西斯战士组成的闻名世界的国际纵队。新中国成立后，她来到向往已久的中国，应聘在新华社担任英文改稿工作。她博学多才，工作勤勤恳恳，一篇篇凝结着她心血的英文电讯，通过电波飞往世界各地。

文化大革命中，史密斯因为对一些极左做法表示了不满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昔日亲密无间的同事一夜之间变得是那样的冷漠和敌意，没有人和她说话，哪怕是工作上的交谈。史密斯发现自己如同生活在一座冰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