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翻译：请你找你的上司来接电话，好不好？你的首长。

北京接线员：我就是首长啊。

苏联翻译：是吗？你是首长？

北京接线员：我就是首长。

苏联翻译：请你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

北京接线员：你想要干什么呢？

苏联翻译：还有事情想同他谈谈。

北京接线员：不行啊，你是苏联情报部吗？你想在这里搞什么玩意儿啊？

苏联翻译：这里是莫斯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北京接线员：柯西金是个大坏蛋。

电话通了将近十分钟，柯西金还是一无所获。最后，非常恼火的柯西金要求把电话转接到苏联驻华大使馆。

柯西金在电话中告诉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叶立扎维金：我想同毛泽东通电话，但电话站不予转接，接电话的是一个蛮横无理的人。你能不能通过中国外交部找到周恩来或陈毅的电话，告诉他们，我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委托，要同毛泽东通话。

叶立扎维金说：我们要接通周恩来同志、陈毅同志的电话很困难，他们不给接。

但我们可以通过中国外交部，说我们很想同毛泽东同志通电话。

柯西金说：好吧。

叶立扎维金问：除了毛泽东之外，同周恩来通话也可以吧？

柯西金说：最好是毛泽东。如果毛泽东不能讲的话，也可以同周恩来讲话，其他任何人都不行。

放下电话后，叶立扎维金立即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有紧急问题要约见外交部副部长。

外交部答复说：外交部副部长有事，没有时间接见，苏欧司副司长可以见。

3月22日零时，外交部苏欧司一个副司长与叶立扎维金见面。没有寒暄，没有问候，双方的对话一开始就都充满了火药味。

副司长：首先我要向你严正指出一个问题：我在3月13日约见你，乔冠华副部长在3月15日约见你，你都拒绝来见。你作为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完全有义务应约来见。我不知道你们采取这种做法究竟是为什么？

叶立扎维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受苏共政治局的委托，在今天几个小时前，用高频电话想同毛泽东同志联系，因为中国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拒绝柯西金同志同毛泽东同志联系，我受柯西金的委托，紧急拜会外交部，并转告他的建议。我想知道，柯西金同志想用电话同毛泽东同志进行联系，是不是可能？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同毛泽东同志谈话，柯西金同志能否同周恩来同志谈话。柯西金同志要我报告这次会见的结果，我怎样报告莫斯科？

副司长：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马列主义政党，毛泽东主席是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我们的党同你们的党没有任何关系。你们的党已经堕落成了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党。柯西金想用政治局的名义，同我们中国共产党联系，那是对我们党的莫大侮辱。对你这种无礼要求，我坚决拒绝，并提出坚决的谴责。至于柯西金要同周总理联系，我可以报告。

叶立扎维金：就这些吗？

副司长：就这些。

叶立扎维金：我坚决抗议你在讲话中对苏共的诬蔑，这是第一。第二，我也表示抗议，你们在报纸上歪曲事实，说我们拒绝约见。我不需要听你们的教训。

说罢，叶立扎维金站起来就走。

约见不欢而散。我外交部把柯西金要求通电话的事报告了周恩来。

苏联搞热线电话联系的方式在当时或许不太现实，但是，如果他们是真诚希望两国领导人进行对话接触，这还是应当肯定的，因为这对缓和两国箭在弦上的紧张关系是有利的。当然，在当时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历史环境下，苏联领导人急于与中国领导人接触是他们真诚的愿望还是故意放出的烟幕，一时还难以下结论。

不管怎么样，毕竟不能把门关死。

基于这样的考虑，周恩来接到报告后，连夜召集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开会，商定以备忘录的形式回复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备忘录说：“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