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这一合情合理的建议有助于缓解中苏边境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柯西金明确表示同意，并同周恩来达成了谅解。

在这种气氛下，周恩来与柯西金还就恢复互派大使、扩大贸易、改善两国间的通车通航等缓和两国关系的具体措施交换了意见。

会晤快结束时，周恩来提议：以两国总理互致信件的形式作为双方政府间的换文，对这次会晤达成的谅解予以确认，即把会晤的成果肯定下来。

对此，柯西金表示同意。

对这次会晤的结果，周恩来和柯西金都感到满意。会晤后，周恩来设便宴招待柯西金等人。

柯西金在祝酒时对周恩来的接待表示感谢。他说：我这次来北京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坦率的会晤，在友好的气氛中交换了意见，这对彼此是有益的。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中苏之间的合作是打击他们最有力的武器，任何其他武器，如原子武器等都是不能与之相比的。

9月18日，按照事先商定好的办法，周恩来致信柯西金，归纳和概括了中国政府的有关立场及9月11日机场会晤时双方达成的谅解。主要内容是：在边界问题解决前，双方严格维持边界现状；双方各自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核武装力量不向对方进攻和射击；双方武装力量在中苏边界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等。

周恩来还在信中说：各项临时措施，如能得到你来信确认，即作为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立即生效，并付诸实施。

然而，苏联领导层内部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意见不一。有些人仍企图对我国实行军事政治高压政策，反对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与周恩来会晤达成的谅解。

不久，柯西金在给周恩来的回信中回避了9月11日会晤时达成的谅解，只是说苏联政府已采取措施，向边防部队下达了四点指示，以缓和边界局势。希望中国方面也作出类似安排。柯西金还表示，两国政府不必再换文了。

尽管这样，周恩来与柯西金三个半小时会晤的重要意义不可低估。这次会晤后，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中苏边界问题的谈判在北京恢复。

这一年的10月，中苏双方将要举行边界谈判时，周恩来在外交部上报的谈判文件上批示：“在双方会晤中，如苏方态度好，我方亦应作相应对待。不要每次见面，都要挑起争执，更不要在争吵后，必喊打倒苏修，打倒社会帝国主义。谈判总要做得认真严肃，以理服人，而不是每谈必吵，每吵必骂，才算作针锋相对。”

周恩来的这一指示，为两国会谈能相对和缓地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70年代初，我国向苏联购买一批运输机。我们的专家组到苏联验收时，发现苏方提供的备件不全，会谈时便向苏方提出。苏方说，原来签订的协定没有规定要提供。我方代表当即指责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苏方谈判人员听了后立即离开谈判会场，把我方代表冷在那里。

周恩来听了汇报后，当即指出我方人员这样说不妥。他说：“我们在谈判中应少说刺激的话，否则对方可以借口我们侮辱了他们一走了之。我们还是应该实事求是讲道理。我们在报纸上写文章那是可以吵架的。但是，办外交与写文章不同，不能把文章里的话搬到外交文件中来。即使对印度这样的国家，也不宜多说伤感情的话。外交终究是外交。外交场合还是要称先生、阁下，这是国际惯例。这点我们要注意。”

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又有许多驻华使节和外宾被邀请上了天安门观礼。苏联驻华大使托尔斯季科夫也在被邀请之列。毛泽东还特意与他聊了几句。

毛泽东问候托尔斯季科夫：“你好。”

托尔斯季科夫回答说：“你好。”

毛泽东好奇地问：“俄国话‘你好’怎么说？”

“。”托尔斯季科夫连说了两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