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6月1日，自1972年春发现膀胱癌以来一直抱病超负荷工作的周恩来终因病势沉重，住进了解放军 305医院。从此，周恩来就在医院中走完了他一生中艰难而光辉的最后岁月。

周恩来病重住院期间，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江青一伙暗自欢喜。

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

1974年国庆节刚过，在武汉的毛泽东要秘书打电话告诉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将这一意见转告周恩来和其他政治局委员。

王洪文没有立即将电话内容向周恩来传达，却先告诉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四届人大召开在即，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就等于确定邓小平是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对急于由他们来“组阁”的江青一伙来所，这无疑是当头一棒。

周恩来心中舒了一口气。10月6日，周恩来约邓小平谈话，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邓小平身上。

江青一伙却暴跳如雷。10月6日晚上，江青急匆匆地来到解放军305医院，迫不及待地向周恩来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见”。江青不顾周恩来虚弱的病体，和周恩来整整磨了两个小时。但对江青提出的“意见”，周恩来就是不表态。

对于这次谈话的内容，王洪文后来交代说：“（1974年10月6日）政治局开会之后，江青把我留下对我讲，她去看了总理，她向总理提出关于四届人大人选问题，主要讲了总参谋长的人选问题，总理不表态支持她。她就向我声明，说‘我保留我提名观点’，并且还说总理在医院经常找人谈话，谈得很晚。经常到总理那里去的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

在周恩来那里碰了一鼻子灰，江青等人又妄图从别的地方寻找他们的突破口。

这时，他们找到了“风庆轮”事件。

“风庆轮”事件的原委是这样的： 1974年5月，交通部干部李国堂、顾广文奉命到“风庆轮”上分别任政委和宣传干事，协助该轮首次远航欧洲的工作。起航后，某些人要李、顾批判所谓国务院在造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

。对此，李、顾二人予以了驳斥，并指出，国务院和交通部一向支持国内造船工业，但目前在国内造船工业尚不能满足远洋运输的情况下，从国外买进一批船只，是完全必要的。当“风庆轮”9月底回到上海后，“四人帮”指使在上海的亲信炮制了一份题为《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的材料，诬告李国堂是“假洋鬼子”，“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并把这份材料送到北京。

江青等人围绕“风庆轮”问题做文章的原意是借批“崇洋媚外”来批周恩来的。

因为周恩来针对当时的情况积极主张从国外买一批船只。1963年，周恩来就根据当时有利条件，提出在积极发展国内造船工业的同时，也可利用香港中国银行可提供的外汇贷款从国外购买船只，以加快我国远洋运输船队建设。1970年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又明确指出：在远洋运输方面，要力争在1975年基本改变租用外轮的局面。之后，国家计委便制定了一个计划，即在1972年至1974年三年内利用外汇贷款买船，以加快发展我国的远洋船队。周恩来批准了个计划。曾担任周恩来经济秘书的顾明回忆说：“‘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是坚决主张买船的。七十年代初，石油能源危机影响到世界各国，使运输业萧条，船队运输也不景气，八成新的船用原价百分之五十就可以买到手，一条万吨级的轮船花原价百分之二十就能买来。于是，周总理提出要买一批船，以加强我们的运输力量，搞上几年就会连本带利都赚回来。经周恩来批准，外贸部门便动用贷款买了一批外轮。为此，‘四人帮’批总理批得很凶。”

但是，当邓小平被毛泽东提议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进入实质操作期后，“风庆轮”事件就被江青等人作为射向周恩来及其为首的国务院、阻挠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重磅炮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