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那些对我们抽烟不闻不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老师，我们特瞧不起，当然也不服他的管教，在他的课堂上就闹，气得他翻白眼。你说怪不怪，我们这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就这德行。

家长呢，特别是那些在外打工的，给老师打电话，总忘不了叮嘱：“老师，要是他不听话，就给我打。黄荆棍子出好人。谢谢！谢谢！”只差磕响头。

我妈给我们班主任打电话时每次都不忘叮嘱这个。马老师呢，就像得了圣旨似的，摸着我的脑袋说：“郝凯啊，你妈可是交代了我的哟，不听话就打你屁股哟！”我挠挠后脑勺，心里热乎乎的。因为马老师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这样说说，并不真的见打。

老师打了自己的屁股，不仅不生气，反而千恩万谢，还四处替这个老师宣传，说某某老师是个好老师，管得严。按城里人的说法，我们这叫“傻农民”。

这其中的原因，他人是难以理解的，只有我父母这样的“傻农民”和他们的后代——留守少年心里明白。

一方面，我们的父母大都读书不多，在外打工，大都是靠体力谋生，吃够了没有知识的苦，他们在找了几个钱后，不想后代重复自己的命运，就省吃俭用，拼命送孩子读书，希望孩子将来跳出农门，过上城里人一样的生活，自己老来有依靠，同时光宗耀祖；而另一方面，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老师兼任的是家长和教师的双重身份。

多年未见父母，我们潜意识里已经把老师当成了自己的父母，愿意在老师的棍子下面感受父母那久违的亲情。因为我们小时候没少挨父母的打，偶尔的挨打成了我们对远在他乡的父母的一种温馨渴盼。

烟雾在两个男孩的指缝里袅袅上升，红色的烟头一明一暗，几年的遭遇、几年的疼痛，就仿佛指尖的烟一样，在激情燃烧之后，慢慢化作飞尘，不经意地洒落，被一阵风四处吹散。

看得出，闷墩儿强壮的躯体掩盖着一颗脆弱的心，就好像一个玻璃器皿，只要轻轻一碰，就会跌落地下，就会粉碎。碎片划过，疼痛的感觉就会弥漫全身，包括皮肤和心。

他脸上的天真已经逝去，玩世不恭中掺杂着这个年龄不应该有的忧郁与沧桑。一种颓废的气息从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渗出。

屋里死一样寂静，未见面觉得有很多话要说，真见了面竟不知从何说起。

这种感觉就像鲁迅先生笔下“我”和闰土见面的情形，不同的是“我”是漂泊在外，为谋生不得不辗转四处的中年知识分子，闰土是被官、匪、税、绅折磨得像个木偶人的中年农民，而我和闷墩儿只是两个空巢儿，两个留守少年。

“你爸和你妈……”我想到了那些传言，终于忍不住开了口。

“别提那老骚包……”闷墩儿大吼一声，双手捧住脸，豆大的泪珠从指缝间滑落。

伤口终于被我撕开。

“对不起！”我抱住他抖动的双肩。

“凯儿……我……我想我妈。”

闷墩儿毕竟才十八岁，尽管从法律和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他已经是个成人了，但是，他同样有着少年脆弱的一面，几年的委屈，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倾诉，打架、抽烟，甚至嗑摇头丸，只是他麻醉自己的一种手段。

亲情的缺失，让他像一头无助的小兽,在眼睁睁地看着母兽被猎人枪杀后，只能发疯般地到处撕咬，哪怕那是一块坚硬的石头、一棵带刺的树,甚至是一包自取灭亡的毒药。

对此，我深有同感。多少个夜晚，看着那从学校宿舍窗户里斜射进来的冰冷月光，双眼圆睁，睡意全无，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只是觉得生活中似乎少了点什么，感觉自己就像一片孤独的小树叶，被风卷入茫茫大海，有时被抛向高空，有时跌到深不可测的海底，就那么起起伏伏，不知要到何方。

父母的影子，有时是那么的清晰，有时是那么的模糊，有时是那么的迫近，有时是那么的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