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一方面表示支持夺权，但同时又强调：夺权，只是夺各单位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生产业务权、党委领导权不能夺。而且明确规定了有些部门不能夺权。

而中央文革一伙则主张全面夺权，夺一切领导权。

对待在夺权中的“当权派”，周恩来认为要一分为二的分析，而且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是好的，不能一概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加以打倒。即使有些干部有“错误”，要打倒一下，也应当是“烧而不焦”。

中央文革一伙却希望把老干部打倒得越多越好，而且要“烧而焦”，要置于死地。

这就是在夺权狂潮中周恩来和中央文革一伙所持态度的本质区别，也是斗争的焦点。

还在夺权狂潮初始，周恩来在毛泽东召集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就提出：我是支持左派夺权的，但夺权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各部的夺权不要搞得青黄不接，工作不能停顿。

周恩来这是从维系国计民生的工作角度对夺权提出了某些限制。

毛泽东表示赞同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还说，对当权派，对领导干部要有分析。绝大多数是犯个别性、一般性的错误。犯严重错误要撤职查办的极少。即使是要撤职查办的，也要让他们工作，不要让只睡觉、扫大街。这样左派队伍才能扩大，工作才能搞得好。这并不妨碍他们抓大事，抓革命。

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说：对待干部不能只用一种办法，要有5种办法。一是全部改组，二是监督留用，三是停职留用，四是撤职留用，五是撤职查办。第五种要极少。

之后，周恩来又根据毛泽东同意夺权不能影响工作的意思，提出：对中央各部可以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权还是监督为好。　毛泽东也同意了。

因此，在与各群众组织代表的日夜谈话中，周恩来反复向他们阐明这些思想。

1月16日，周恩来在接见石油系统职工造反联络总站和北京石油学院的代表时说：夺权问题很复杂，现在多数单位的夺权是准备不足。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生产领导权还是监督为好。

周恩来不赞成夺生产业务的领导权，固然是怕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但也包含了他保护干部的良苦用意。因为生产业务权不能夺，就意味着一大批干部还必须在领导岗位上。

因此，周恩来特意对在场的康世恩等人说：生产还是你们管。生产任务出了问题，我还是找你们。

1月18日，周恩来与江青等参加“左派”学生、机关干部“文化大革命”形势座谈会。

周恩来说：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业务领导权，还是监督为好。

然而，江青却当着周恩来的面公然说：业务权不懂也要夺，业务可以慢慢学嘛！

1月21日，周恩来接见二机部造反派代表和该部的副部长。他对副部长们说：夺部的文化大革命领导权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对生产、财政只能行使监督权。你们要好好工作，不能松懈。

周恩来又告诫造反派代表，说：对领导干部不能揪来揪去。

1月22日，周恩来在全国各地来京群众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有些单位不能采取夺权的形式，如军队、战备工作部门等。

1月25日，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代表。周恩来重申：你们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于业务主要是监督权。不能把“长”字号的领导干部都排斥，要留一些“长”字号的，保证业务畅通。

有代表提出：要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印章和牌子。

周恩来火了，批评说：你们怎么对印这么关心？你们以为有印我就能批准你们吗？你们夺了牌子有什么用？牌子可以当柴烧。你们怎么把夺权看得这么简单呢？

要抓政治嘛。夺权是件严肃的事情。你们可能说，我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口径不一致，你们不能要求一切都一致。你们给我贴大字报没有关系，我不会计较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