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多次说过，万马奔腾来了，你根本挡不住，只能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

当然，周恩来找陈毅，直截了当地动员他带头作个应景式的检查，以便过关，这也还有周恩来与陈毅长期以来建立的深厚的情感私交因素在内。

周恩来在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斗争方略，包括在一些特殊环境下说一些违心话，并不是所有的老干部都能理解的。明明是自己没有错，还要作检讨，这就意味着要说一些违心的话。要劝别人作检查，如果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很可能被误解为软骨头、两面派。但周恩来相信陈毅能够理解他的一片苦心。

陈毅开始一听要他在造反派面前作检查，内心也想不通。

“我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检讨！？大不了撤职罢官……”陈毅在周恩来面前总是直来直去，有一不说二。

“现在不是有没有错误的问题，而是国务院的副总理、部长们大多被缠住不能过关，难以出来开展工作，工交生产都快要瘫痪了。这样下去如何得了？！”周恩来用手把掉在桌子上的几颗饭粒捡起放到嘴里，嚼了嚼，继续说：“昨天，我同各大区负责人及省委书记谈话时也说：我们的领导干部中，有跟不上的，有思想抵触的，甚至还有对立的。要争取主动，摆脱被动。现在新的高潮开始，我们得做精神准备，过好这一关。如果省市委再这样被动下去，对工作、对个人都不利。”周恩来说这段话的意思也是要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干部对运动不要硬抗、硬顶，要因势利导。

看到周恩来日理万机、心力交瘁的样子，陈毅不忍心眼看周恩来一人在苦撑危局，深感自己应该尽早解脱出来，协助周恩来分担部分工作，特别是外事工作。

再说，陈毅也理解周恩来这样做是为了给他一把保护伞，保护他过关。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以各种方式方法保护了大批干部，这也是其中的方式之一。

在那个时候，过了关就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造反派的纠缠，就可以不被打倒，就可以出来工作。虽然这种“过关”需要个人受点委屈，但从整个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着眼，个人受的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多次对老干部们说：当年打仗的时候都过来了，都可以上刀山，下火海，坐牢、下地狱都不怕，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换句话说，过去革命战争年代，为了革命可以牺牲生命。现在为了工作，个人受点委屈有什么要紧？！

因此，陈毅最后答应了周恩来的要求，准备在国务院带头作检查。

周恩来还叮嘱陈毅：检查不必写得太长，写好后先送给我看一看。

违心的检查真难写，对于陈老总来说，为此死掉的脑细胞绝不亚于过去指挥淮海战役。检查稿总共3000来字，经周恩来再三修改后定稿。

1月24日，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和精心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外事口各群众组织参加的万人大会。参加会议的还有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陈伯达、江青也不情愿地来了。

会上，陈毅照着经周恩来再三推敲定稿的检查稿，向群众作公开检讨，大意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我对这场运动是很不理解的。当时群众运动来势迅猛，没有思想准备，担心群众运动过猛会打乱正常工作秩序，影响外事工作，所以，对派工作组和规定一些条条框框的做法觉得合乎自己的口味，于是，运动一开始就向外事系统各单位派出了15个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后来，部分群众要求批判工作组的错误，我又过多地强调保护干部，原谅工作组的错误；强调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要避免冲突，在少数派和多数派之间搞调和。在各单位的几次讲话，主观愿望是出于好意，想把运动搞好，但这些讲话给群众运动泼了冷水，“起了阻碍作用”。今后，要广泛征求意见，诚恳接受监督，决心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