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毕竟太非同寻常了。凭他在党内、军内的威望，凭他与毛泽东历史形成的关系及毛泽东本人对他的依靠和信任，要打倒周恩来，绝非易事。

就在中央文革一伙借“二月逆流”在社会上煽起打倒周恩来的黑风时，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之风的《情况简报》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为此，江青一伙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寻找能够给周恩来以致命一击的机会。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人妖颠倒的年月中，野心家们得出的一条重要“革命”经验是：一个人如因建国后17年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资产阶级路线错误”而被打倒，往往是打而不倒，或倒而不死；但如果这个人因有“历史问题”而被定为“叛徒”、“特务”，那将被彻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这正是林彪、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排除异己，打、杀、迫害老干部，实现篡党夺权阴谋的一大伎俩。

在康生、江青等人的授意下，从1966年8月起，各地相继成立了“揪叛徒”组织。他们指使这些组织去查找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报纸，从其中寻找“叛徒”；他们还批准这些组织以“中央特许”和“中央专案组”的名义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审讯和查阅机密档案；或把历史上早有正确结论的事件重提出来，把水搅浑；或无中生有，随意栽赃，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

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迫害中，薄一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安子文（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一批为新中国奋斗几十年的老干部首当其冲。

历史的镜头摇回到血风腥雨的革命战争年代。

1931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我党的一批干部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他们在狱中有组织地和反动派作了长期不懈的坚决斗争。1936年，日寇侵占我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日益高涨。中共中央北方局急需一批干部以开展工作。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北方局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向北方局询问干部情况，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回答说，北平军人反省院关押着我党的几十名干部，但他们坚持不在《反共启事》上签名，出不来。

刘少奇认为，如果日本侵略者打进北平，这批被关押的干部必遭杀害。这些干部经过长期考验，是好同志，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获得出狱。

于是，刘少奇、柯庆施代表北方局向中共中央报告，建议立即采取措施，营救这些同志出狱，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即按国民党的规定履行出狱手续，在《反共启事》上签字后出狱。

中共中央批准了北方局的建议。

这样，根据组织决定，当时用假自首的方式获得出狱的干部共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

这件事，本来早已经中共中央多次审查，一直认为是毫无问题的。这一批出狱的许多干部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成为了领导骨干。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重新把这件历史上早已有正确结论的事翻了出来。他先是要彭真专案组对此事进行所谓“调查”，而后，又别有用心地指使红卫兵去翻查当年北平的旧报纸，说“在那里能查出一大批叛徒”。

根据康生的指使，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八一八”经过“调查”，“发现”了一个由61人组成的“叛徒集团”。

1966年9月16日，康生迫不及待地写信给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并随信附上1936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

此时，毛泽东并没有理睬康生的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