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8月7日晚9时，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

不久前在武汉七二0事件中被当作“英雄”的中央文革小组要员王力，拖着一条打着石膏绷带的伤腿，靠在躺椅上，接见匆匆应召赶来的外交部造反派。

刚刚在上午因揪斗陈毅受到周恩来严厉批评的造反派一见到王力，就像在外头受了气的奴才见到了救命的主子，纷纷诉说各自的“委屈”。

造反派一阵“诉苦”后，王力开讲了：“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这么神秘，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个外交就这么难？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他们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倒对了？你们一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还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

接见从9时开始，一直持续到11时。

周恩来是在第二天从造反派散发的传单上得知王力的讲话内容的。

王力的讲话，矛头明显是冲着周恩来来的。但周恩来没想到王力竟说得这么露骨。

自从一月夺权风暴发生以来，周恩来在各种场合对外交部群众组织一再强调：夺权只能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外交业务大权属于中央，绝不允许夺，只能监督。对业务的监督也是有范围的，不是全部。

不光是外交业务大权不能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业务权，如财政权、国防权、军事权、新闻权等都不能夺。

2月份，周恩来还当场下令逮捕了操纵造反派打倒李先念、夺财政部财政大权的财政部某副部长。

对陈毅，周恩来更是一保再保，不同意造反派打倒陈毅。

这些，王力都是知道的。

也许是想要当面问个究竟，周恩来看到王力的讲话后，曾提议与康生、王力一谈。但康生、王力置之不理。

康生、王力是不敢前来与周恩来谈的。他们无法直面周恩来的质问。对此，康生已经领教过一次。

在6月份，康生就向周恩来砍了“一刀”。他在接见外事口造反派的一次讲话中，给建国后的外交扣上了“三降一灭”的帽子，说：“我最近看了一些文件，发现不是三和一少问题，是三降一灭，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的革命。”

周恩来得知后，非常气愤，曾当面责问康生：“外交部总的政策不论是我兼外交部长的时候还是陈毅当外交部长，都经过我的手，我都送毛主席看。对外政策基本上是主席讲的，我们办具体事项。”

康生做贼心虚，推说他是指中联部的王稼祥。

王力不敢同周恩来谈，他跑到了陈伯达、江青处汇报。

陈伯达、江青表示：讲得好，有点造反派精神。

康生也说：王力的讲话符合主席精神。

康生纯粹是在假传“圣旨”。后来，毛泽东在谈到王力的“八七讲话”时说：“王力的那些谈话我也不能说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

王力的“八七讲话”，并不全是王力在七二0事件的“英雄”的光晕中，被“胜利”冲得不知东南西北的表现，而是急于抢班夺权的野心家在久攻不下的情形下一种迫不及待、孤注一掷、歇斯底里的赤膊上阵。

在王力“八七讲话”的煽动下，外交领域的极左思潮越演越烈，外交局势一度失控。

8月19日，有恃无恐的外交部造反派冲砸外交部政治部，强行封闭所有副部长办公室，悍然宣布夺取外交部大权。

4天之后，8月22日，狂热的造反派又放火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

火烧英国代办处是典型的极左思潮越演越烈的结果。

事件的导火索是一起简单的劳资纠纷。

1967年5月6日，香港新蒲岗人造塑胶厂的工人上街罢工游行，要求增加工资。港英当局出动警察驱赶，双方发生殴打，多名工人被打伤，20多人被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