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甸来到这里时，东印度公司每年以巨额租金租下的带有花园的新英国馆，其面积是其他商馆的两倍，内部设施也是所有商馆中最全最好的。

一些十三行行商的行号与夷馆彼此靠近，便于迅速办理交易事务。用19世纪20年代开始在这里做过十几年生意的美国商人亨特（William C Hunter）的话说，“这样办交易是最愉快不过的，各项手续都十分容易和方便”。

一般情况下，夷馆里的外商生活比在伦敦还要安全，因为广州的官方对他们保护有加，专门有人维持治安，同时在处理外商与当地商人和民众的纠纷时往往迁就他们一方。外商做起生意来也颇有安全感，因为没有谁比广州的十三行行商更讲诚信了。威廉?C?亨特著，冯树铁译：广州“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1993，19、56页。1830年英国下议院关于对华贸易审查委员会会议中，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认为，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行商的诚实和商业道德在伦敦的街谈巷议中、在孟买的生意场上有口皆碑，书面的契约甚至有时都不需要，而只需口说为凭。

但是有些规定，却让他们感到困惑，甚至愤怒。比如，他们不能随便进城，最多只能爬上城墙偷偷地向城里张望；有事需要解决时不能直接投书给当地政府，更别说与官员见面会谈，“禀帖”只能通过十三行行商转递；一个月里，只有初三和十八两天，可以往游夷馆对岸的海幢寺和陈家花园，但日落即须返回，不准饮酒滋事，也不得与当地百姓聚谈密斟；不能享受当时的高级交通工具――轿子，因为在讲究等级的中国，这些外商没有资格享受清朝官员的待遇。